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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

http://www.newdu.com 2017-12-12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严格来说,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割舍的情怀。写同性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性鬼话”(FemaleGothic)。30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性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性、家族的诅咒、阴湿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性的恐惧与欲望,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峰。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色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性角色,尤得张派真传。试看《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阴魂不散,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作讲的是个时移事往,两代情缘未了的故事,那种春梦了无痕的遗憾,以及遗憾以后的清明,是钟全力要铺陈的。凭心而论,《腐朽与期待》并不比《停车暂借问》差,只是钟已经过十余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
    70年代后期,台湾也有一辈年轻作家蓄势待发,而其接受张爱玲的影响,更别有门径。这群作者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等写将,后来又有林耀德、林俊颖,以及(日后要努力划清界限的)杨照等相互唱和。在“三三”的名头下,他们日月山川,诗书礼乐起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与张爱玲有段情缘的胡兰成。1974年,一向遁居日本的胡兰成来台任教,并以1974、1976两年重新出版《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作。胡后于“抗战通敌”故,不见容于政府,但因缘际会,他成了三三的精神导师。《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把张胡之恋写得迷离浪漫,即是一例,而《山河岁月》以抒情诗技法,重读历史,赞弹不论,真要令人眼界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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