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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1992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年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十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在经过了几年的沉闷之后，中国萌动着新的生机和活力，到了1993年，人们已经能够看到最初的果实。《南方周末》在这一年的发展即是这样的果实之一：利润总额达到482万元，比上年增长62%，年人均创利20万元。经济利益的迅速增长来自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从这一年开始，《南方日报》为《南方周末》松绑，对《南方周末》实施二级核算政策，允许《南方周末》设立自己的财务室、发行部，明确规定《南方周末》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并允许从利润中提取10%，作为其工作人员的奖金。[1]可以说，正是从1993年开始，《南方周末》成为一份不容忽视的报纸，年初发行量达到77万份，到5月份突破了90万份，俨然一派全国性大报之势。当然，如果仅仅从发行量看，很容易将《南方周末》想象成一夜暴富的通俗小报，而《南方周末》创造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打破了当年乃至现在的一些人们心目中的等式——大众化==通俗化==庸俗化，它甚至跻身于1992年的全国文化艺术类报纸十佳之列，排名紧追两份向来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位列第三。 《南方周末》的机制改革及其获得的成功，当然不是一个例外。譬如，1993年的3月，上海东方电视台成立，打破了传统的“一地一台”即电波媒介实行垄断的局面，标示着包括印刷媒介和电波媒介在内的大众传播的“战国时代”的到来。又如，这一年的5月，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开播，而它的主创人员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编制，而是以聘任方式招聘的，并且实行制片人制度。媒体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使中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业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仅以报纸为例，到1993年底，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已从1991年底的1543家增加到2039家；平均每一天半有一家新报纸创刊；这一年，有十家报纸的广告收入超亿元。 由于传媒业具有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扭结在一起的性质，媒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经济、政治改革的温度计，也是文化风尚的风向牌。媒体空间因制度变革而大为拓展，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因此而迅猛发展，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如此之直接、迅速和深刻，以致四年之后有人还在感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九九三年是一个致命的年头。他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在这一时刻已经全盘崩溃和失效，这因此导致了所谓‘失语症’。与此相伴随的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洪水一般地涌起，迅速填满了表意空间。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取代‘历史’成为现实的一种充分表象。”[2]但是，当我们回到1993年，试图由此开始追溯刚刚过去的1990年代，并努力给以切实的描述与理性的评价时，诸如此类用学术话语点缀和装饰的牢骚与悲叹，除了让我们重新体会到一部分知识人的失落和不适的情绪外，也许并无多少助益。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大众传播在其运行中，对文学、文化乃至知识分子，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如何发生的。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们选择1993年的《南方周末》，将它作为一个窗口探望业已融入历史背影中的文学。 1993年的《南方周末》，版面分工已经在1992年安排就绪，头版是社会热点、名人访谈之类的报道和言论，二版是经济与人，三版是家庭生活、医药保健，四版是艺林，五版是人与法，六版是寰球，七版是长篇连载，八版是芳草地。在这八个版面中，第七、八版是专属于文学的板块，也就是说文学内容占据了整份报纸的四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头版里面的文学新闻以及其他版面中的相关信息。可以说，当时乃至现在，没有哪一份大众化综合性报纸对文学资源如此借重。这使我们有信心从《南方周末》这里看到，九十年代的文学如何与文化演进、社会变革一起进入公众的想象之中。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回顾它刊登在头版上的文学新闻。 二 1993年的53份《南方周末》中，头版有关文学的新闻和言论计有30余条。文学作为主角如此多地进入报纸的头版报道，这在同时期其他周末报或综合性文化类报纸中实属仅见。对《南方周末》自己来说，这不仅是1984年创刊以来的历年中所没有的，而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也大为减少。这当然与报纸的整体格局的不断调整和更新、与报纸对社会的兴奋点和关注点的测度、与报纸在不同时期为自身确立的宗旨和方向等等方面有关。但是，这至少表明在1993年文学本身有那么多事件和人物对《南方周末》来说具有新闻价值，值得它关注。 当然，《南方周末》并没有责任和义务向我们提供完整的1993年文学大事记，更不可能为我们讲述这一年文学整体的情况。如果以此要求《南方周末》，那么它自然不如《文艺报》、《文学报》这样的专业报纸完备，也不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年鉴》权威，更不如后来的文学史那样可能给出一个逻辑严密、秩序井然的描述；《南方周末》显然在突现某些事件的同时，也在淡化甚至遮蔽另一些事件，它的文学新闻提供给公众的有关文学的想象毋宁说是零碎的，甚至是片面的。然而，《南方周末》当年的文学新闻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读，那首先是因为它为我们勾画出在相对狭小的文学专业领域之外文学可能发生影响的领域。当年的《南方周末》已经有着90万份的发行量，而50%以上的读者阅读头版；这些读者中从学历论，大专至大学本科或以上的读者占到了43%，从职业论，学生、文教卫体工作者、机关干部读者占到了50%以上[3]。他们当中当然会有作家、批评家、文学研究者，但在数十万读者中也许确实只能算是“一小撮”，因此《南方周末》的文学新闻所提供的关于文学的想象，具有更宽广的社会纬度。 这些出现在报纸显赫位置上的新闻，向我们提示了当年的文学界乃至文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动。当我们现在将这些文学新闻单独提取的时候，不应忘记它们当年出现的方式。这不仅是指编排的形式——大幅图片、大幅标题、粗黑线条、不规则分割……夸张、大胆的编辑手段使这些新闻极具视觉冲撞力，抢人眼目、刺激阅读的渴望，而且更主要的是指这些文学新闻是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热点结伴而来，杂然相处，相安无事——譬如，超级大亨扫描、试婚现象扫描、南方的“游牧部落”、闯荡世界的中国老板、92中国南部战争、刘晓庆旋风、边境走私、打工妹的辛酸、深圳大爆炸、影视明星的采访、摇滚乐队的官司、悄然兴起的性用品热、商业间谍……这就象征性地给出了文学的位置：它并不神圣，更不单纯，但它有可能越出日常生活，从而成为新闻。这未必意味着文学独立价值的取消，但是它显然在打消专业的文学眼光，而强化其公共的属性，使文学成为媒体描绘的社会文化版图上一个村落。那些与文学新闻相伴的新闻，映现着文学存在的社会空间，使我们更容易感受到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互文”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九十年代文学”开始于1993年。虽然在此之前，就有许多学者们在探讨“新时期文学”的终结，论证“后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并且大多以“市场化”、商品经济的消费性对文学的影响为区分两个时期的文学的前提[4]，但是，只是到了1993年，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文学正在寻求或者说正在被置入一个新的空间。这一新的空间不可能为既有的文学史的逻辑框架所预设和推定，而是为活跃着的文化力量和社会情势所构设，在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显现。《南方周末》不仅作为一家媒体成为这一文学新时代开始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参与了这一新时代的形成。 三 对事实的选择是新闻传媒面临的首要问题，它要做的就是将少数的事情从更多的事情中分离出来，告知大众。关注和报道具有“社会热点”、声名显赫、耸人听闻、普遍兴趣等性质的事情，是大众传媒在选择事件予以报道方面的通行原则。然而，如果这样的原则代替具体媒体运作的个性和自我意识，那我们将面对千篇一律的无差别媒体空间。《南方周末》显然没落入一个无差别的空间，这才使它从同类报纸中脱颖而出。当然，作为读者，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报纸上单个的新闻是经过了怎样的权衡才最后落实，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媒体对的取舍。但是，当我们将特定时期某一类报道进行整体的考察时，我们每每能够瞥见那决定取舍的立场或者说标准，而且往往越是有影响力的报纸，其标准和立场越是清楚。 若论文学方面的热点，1993年的文坛上第一阵热浪可以说是所谓“王朔现象”的讨论，雅俗两界、圈内圈外都对王朔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年初《北京青年报》所进行的“92年十大当红人物”读者评选中，王朔在巩俐、葛优、施拉普纳之后位居第四。《文艺争鸣》1993年第 1 期刊发了讨论王朔的专栏。王蒙在《读书》第1期发表了那篇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躲避崇高》，对王朔赞赏有加。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开辟专刊“王朔给我们带来什么”，展开对“王朔现象”的讨论。1月份《文学报》在其“热点交流”专栏中，也就“如何看待王朔现象”为题展开论争。《文艺报》在3月下旬的文摘版中，整版刊登关于王朔现象的议论。这一年，出版社或者二渠道书商们也从中获益多多，围绕着王朔的书就有好些本：《侃侃王朔》、《名人眼中的王朔》、《王朔批判》、《王朔再批判》、《王朔：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还是……》等。 但是，1993年的《南方周末》，对有关王朔现象的轰轰烈烈的讨论却未置一词，王朔其人除了在“艺林”版有关影视的报道中提及，也少有露面。这似乎有些反常。是“新闻鼻”一时堵塞，反应迟钝，还是无缘接近信息源或核心人物，搞不到新鲜的材料？以当时的《南方周末》已经表现出的能力看，这些不大可能成为它冷落王朔的理由。那么，是不是故作姿态，以众人皆热我独凉反衬出自己的不同凡响和卓而不群？如此的自恋和幼稚显然也不属于已经摸打滚爬了十年而日显务实、稳健的《南方周末》。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王朔热”本身与《南方周末》当时的“期待视野”不尽吻合。 “王朔现象”实际上正是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存在方式的典型个案。按说，这应该正是《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特别容易认同、特别予以青睐的，但是，王朔的特别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并且他所反叛的不是别的，而是知识分子整体，按照王朔自己的说法是“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捏。他在当时刺痛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份自白中谈道：“我觉得咱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然丧失了。……他们要保住尊严，唯一固守着的就是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现在在大众文化、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的冲击下，文化上的优越感也荡然无存了。真有点一无所有的感觉。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恐怕将来难有一席之地。其实有些人的卑劣跟个人利益紧紧相连。他们已经习惯于受到尊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体面的生活一旦丧失，人也就跟着猥琐。……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5] 王朔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或许恰恰是《南方周末》所不以为然的。《南方周末》未必不认可王朔指陈的文化转型时刻知识分子的失落心态，但是，它所采取的不是“痞子”式的乘人之危、全部打倒，而是“君子”式的成人之美、因势利导。有目共睹的是，《南方周末》一直借重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源，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将知识分子声音引入大众，将大众的情况端示于知识分子的面前；它对人文和社科领域的重视，使报纸的知识分子色彩有增无减。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南方周末》可以让欣赏王朔的王蒙在新年第一天的报纸上，致上《活得更好一些》的祝词，却坚决不让“王朔热”蔓延到这一年的报纸版面。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在甘之如饴的“文化苦旅”中，由象牙塔中的教授变为世人瞩目的名流的余秋雨，该是如何符合《南方周末》的心意。1993年4月16日的头版“风流篇”栏目里刊登的余秋雨访谈录，在某种意义上正可看作对王朔反知识分子腔调的回应：王朔那边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及时调整心态，恐怕将来难有一席之地”，余秋雨这边便有了“知识分子新姿态”。余秋雨是在比较中突出“新姿态”的，他认为有三种知识分子：第一种是已经站到了改革前列；第二种是在观望中伴随着某种失落，也伴随着对现代社会的无能，又用清高掩盖这种无能；第三种是把自己对社会的抱怨、把自己的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逻辑化、系统化，变成一种文字形态、学术形态的东西，演化为强烈的左倾思潮和保守力量。不仅如此，他还区分了两种文化良知：一种是当文化人格受到别人挑战时敢于坚持，另一种是当发现外界是对的而自己跟不上时敢于改变自己；后一种绝非随波逐流，同样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人格，于现时尤为必需。余秋雨的这番划分不仅显示出人格与姿态的矛盾——他所谓的后两种人的“姿态”未必没有“受到别人挑战时敢于坚持”的“人格”，而且也隐含着维新与保守两相对立的逻辑——新的就是好的。 余秋雨的谈话固然可以看作他为自己获得道德（人格）优越感的一种策略，但是，应该说它确实又非仅仅关乎个人的。王朔和余秋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隐一显，真可谓相得益彰，让我们窥见了知识分子整体在社会发生变革时分的裂变和分化。实际上，王蒙那《活得更好一些》的新年祝词最后捎带的一句：“祝那些自己活得不好又一心不让别人活好的人最终也能活好并终于忘却自封的不让别人活好的使命”，也在多少透露出不同“姿态”之间的碰撞。 这种碰撞在1993年的文坛上已经颇为鲜明。1993年5月，在《上海文化》创刊号上，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发表了《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文章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了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所谓“岗位意识”就是以岗位的坚守将知识分子的价值落实到个体实践之中，并以此来迎接政治经济的双重失落，来承受这种失落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进行自由的文化创造，营构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实现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并形成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抗议的坚实基础。陈思和苦心孤诣地以阐发学理的方式，为知识分子应对时代的变化保留了“自由”、“独立”、“自我价值”的目标和“批评与抗议”的角色自许。 而也许更为书生气的表达，还是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在这个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讨论”的谈话录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与他的弟子们指责当下文学普遍存在自娱和媚俗，失去人格和信念的意指，走向形式的玩弄，逃离真实的生命体验，消解痛苦和焦虑，成为虚无的游戏，认同当下的精神废墟状态。针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应该揭发和追问普遍的精神没落……如果一颗心正滴着血，那就应该无情地扒开它，直至找到最深的伤口”；“我们无法拒绝废墟，但这决不意味着认同废墟”，要成为“殉道者”，成立“敢死队”；而“一个社会竟弄到要靠这样的‘敢死队’来维持人文精神的活力，当然很可悲，但是倘若你还能看见一支这样的‘敢死队’，那就毕竟是不幸中之大幸，能令我们在绝望之后，又情不自禁要生出一丝希望了”。197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进程中，那些匆匆走过的“批判”、“论争”、“争鸣”，可以说从来没有过如此激烈，以致要请出“殉道者”和“敢死队”这样耸人听闻的词语。 我们不难判断上述言论属于余秋雨所说的第几种人，当年他们的声音未能在《南方周末》上出现，也许是因为被学院的高墙挡住，远离公众，也许是因为碰撞还不够激烈，尚未形成热点；也许是因为其对新现实的态度保持着那么点冷静和距离。影响媒体选择的因素太多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余秋雨的“新姿态”更为契合当年积极“维新”的《南方周末》，就像大亨、明星、首富、大腕、第一、老板、人口流动、试婚现象等等成为它关注的对象一样。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重提陈思和、王晓明们的旧文，毕竟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从中隐约窥见《南方周末》当时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它同样体现在对具体的文学事件的报道中。 四 对1993年《南方周末》头版的文学新闻稍加梳理，可以大体上将它们分为如下几类：一是对文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像顾城杀妻自杀，这样的事情当然可遇不可求；二是对享有盛名的作家近况的报道，如对巴金、冰心、吴组缃这样的老作家的采访记，这类新闻实际上维系着某些文学传统的记忆；三是对著名作家近作的报道，如对周而复长篇新作《长城万里图》、从维熙的新作《裸雪》的介绍，这类报道除了介绍新作，也往往顺便提及当下文坛的时新话题，譬如“文人下海”、文学商品化，等等；四是对文坛新的现象和热点问题的报道（包括言论），从报道量上看，它们占到文学新闻报道总数的将近70% 。 我们依然从《南方周末》对文坛热点的选择来看它的文学新闻价值取向。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陕西作家陈忠实所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贾平凹所著的长篇小说《废都》。在出版之前的4月上旬，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在西安联合召开了《白鹿原》研讨会，在此之后的7月中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与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在京联合召开《白鹿原》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艺报》以“风靡关中，名噪京华”为题予以报道，主要的文学类报纸、杂志上都有评论文章出现，反响不可谓不大。《废都》问世前后也是反响巨大，不同的是声音的来源有别于《白鹿原》——各种小报纷纷炒作：“百万稿酬”、“当代《红楼梦》、《金瓶梅》”、“性描写”、“自叙传”……当然，评论界也有许多急就章出笼，但其声势无法与坊间小报相提并论。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南方周末》对《白鹿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对《废都》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两次刊发相关报道。第一次报道除了对有关“百万稿酬”消息的澄清，主要是对《废都》一书责任编辑的采访，通过她指出对《废都》性描写应有的态度；第二次是对贾平凹的专访，除了让读者看到贾平凹的“幽人”“娴雅”的风度和他对《废都》为自叙传说法和对号入座式阅读的否定，还有他对“废都”意象的感受：“我不仅想到西京是中国的一个废都，而且想到中国在地球中的状态，地球在宇宙中的状态。” 从对《废都》进行报道的上述关注点来看，《南方周末》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矫正社会舆论的意向，它在一派热闹之中，通过独立的贴近的采访，表现出一种宽容、理性和静观的态度，以此卷入热闹而又从中凸显了自我。或许可以说《白鹿原》因为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不被《南方周末》关注。然而，这里可能潜藏着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围绕着《白鹿原》的文学活动，更多的带有既有的文学体制的色彩，而《废都》出现前后的嘈杂多在这个体制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是1992年的报纸扩版、1993年的报业扩张及其市场化运作将《废都》的出版变成一个文学事件，它生动地表明大众传播的机制对既有的文学体制的解构和松动。《南方周末》显然与此具有某种“亲缘性”，尽管它是以别样的方式参与其中。实际上，《南方周末》的第四类文学新闻很多都表现出对既有文学体制外的文学事件的关注，正因为如此，像《黑箱》这样在文学圈内很少被关注的作品，像临工这样的“诗歌发烧友”，会出现在它的头版显著位置上，它会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引起的争议先后两次留出近两个整版的空间。《南方周末》对既有文学体制之外的文学活动的关注，将我们引向了新的文学空间。 另外一个“文学事件”同样会给我们以启发。还是在1993年的6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先锋长篇小说丛书”，收入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这几乎可以看作昔日先锋作家们集体“告别”的仪式和“转型”的序幕。文学圈内的很多人士对此很是看重，譬如评论家南帆撰文评论北村的《施洗的河》说：“将《施洗的河》看作一个文学事件，这大约不是夸张之辞。这部小说的出现不仅是一部作品的发表，他同时迅即地为文学带来一系列不容回避的追问。存在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如此迫切，如此明朗地显现在眼前，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含糊其辞地绕过去。人们被迫郑重其事地正视这个问题，这也许是《施洗的河》的首要意义。”[6] 但是，《南方周末》没有显示对这一“文学事件”的兴趣，它倒是浓墨重彩地报道了昔日先锋作家们共同编制电视连续剧的情况：“炎热的夏季，炎热的北京，爆出一条火烫的消息，吴滨、史铁生、莫言、刘毅然、余华、苏童、贾平凹、格非等11位严肃文学作家，联袂出台，创作20集电视系列剧《中国模特》，并由陈娟红、瞿颖等名模担纲主演。”按照《南方周末》8月13日这个题为《作家梦见模特》的报道里的说法，这些作家“都是当今文坛的大腕”。同样的兴趣体现在不同的报道中：巴山鬼才触电，涉足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根据周大新小说改编的《香魂女》获得金熊奖；石楠因电影《画魂》侵权要走上法庭；马原利用电视纪录一个时代的文学梦；某大公司表示愿出巨资买下《废都》的电视剧改编权；上海作家们为应对影视改编争取剧作者利益而发起的“价格同盟”。所有这些无不突出了文学存在空间和方式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文学图书的出版方面，对《废都》、《英儿》、《黑箱》的报道中，“巨资”、“二渠道”、“盗版”、“畅销”、“印数”、“版权买断”等等字眼，标示出文学图书出版上经济利益争夺和商业运作规则的全面介入。《南方周末》最予以突出的还是当时被看作“文坛奇闻”的“布老虎”丛书商标注册事件，12月3日的报道开头写道：“继‘作家周洪卖身’、北京三作家自费作广告之后，从辽宁省沈阳市又传出新闻：‘布老虎’丛书在辽宁省工商局商标代理处注册，成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长篇小说丛书的专有商品标志，连同该名称一同得到法律保护”。这则消息在当时冠以“奇闻”，足见其作为革新之举在舆论中的反响之大。 当然，《南方周末》也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9月24日第8版“社会走笔”中刊发了的《有伤文学“卖身”》一文，文章对作家周昌义将全部“反黑”通俗小说版权卖给一家出版社的举动发表感慨，由题目可见其态度，其中谈到，现在“很多报刊的稿酬已经高涨到了千字百元以上。不敢说雅作家和雅文学就活了过来，却敢断定不会死过去。以昌义的练达，更不会死过去。没想到他比所有的作家都要先死过去！”一周以后，10月1日的头版又有《“卖身”的作家》一文，是对9月份作家周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约一事的反应[7]，末尾写道：“周洪自己放弃了文学的自由和尊严，作为一个人，他还活着，而且会越活越好。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死了？9月28日，是他的死亡日？也是那些跟随周洪放弃自由和尊严的作家的死亡日？”在这两个版权事件前后，还有北京文稿交易会、深圳文稿拍卖会。在今天看来很是正常的合同契约关系，当年却得到了“卖身”的雅号，由此可见这类事情当时对人的观念的撞击。 但是，从《南方周末》报道和言论的总体上看，它为我们展示的是市场机制、资本运营、商业竞争不可抗拒、充满活力地介入文学艺术领域，并且催生出文学艺术新的活动空间和存在方式。除了上述的文学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到，9月3日第4版的《一意孤行的独立制片人》，15日第4版《台湾人的资金、大陆人的才华——共创中国电影新景观》，报道的是与文学近邻的影视领域的新景观，显示出文学艺术接受大众传播规则、进入文化市场后新的游戏规则的生成，而12月3日第1版《南征的圆明园画家》称：“画家们也开始收起风筝般的灵魂，试图把各种艺术思想输送进印钞机。用画家与经纪人的话来说，是开始了‘南征时代’，开始征战商场”。 还有更为旗帜鲜明的言论支持。如12月3日第2版“观察哨”中发表秦朔的文章《呼唤“新文化人”》，为在市场大潮冲击之下，各种“新文化人”的诞生和发展叫好，认为“目前中国的作家‘下海’、文人‘下海’，也正是知行合一的崭新尝试。既然我们并不因为阿兰·德隆到中国推销香水、靳羽西在上海卖她的化妆品、众多港台艺员在大陆大举投资就影响其文化形象，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祝愿自己的作家、文人、艺员、歌手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增添一些经济的亮点呢！”，而“中国文化的进程，是文化注定要进入市场并形成市场的进程。它需要比过去更多的文化人参与，也需要比过去更丰富的文化参与形式。新文化人（法人），将是下个世纪中国文化的主角”。12月24日第2版“观察哨”中吴锦才文章《“头脑产业”快快崛起》，介绍青年学者颜建军有关第四产业的理论研究。编辑提取其间的关键句子是：“知识分子是不会穷的；如果你还穷，是穷在你没有觉醒”，“投入社会的资本是知识，产出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和能够炒热社会情绪的大明星，是开发新生产力的动力”。 所有这些都在表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业已来临，文学艺术无法超越这个时代，甚至成为这个时代醒目的精神成果和形象标志。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出版本身不算什么新问题，新的问题是，经济利益成为时代高扬的旗帜，它以前所未有的赤裸裸的方式进入文学这块曾经被视为脱俗的领地，打上市场的烙印，由此带来文学体制的改变和作家生存方式的改变。从上述文学新闻来看，《南方周末》不仅敏感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转变，而且在以其报道促成着这个转变，引导着它的读者们接受这个转变，这在某种意义上使1993年的《南方周末》成为文学/文化转型时分的前沿阵地和旋转舞台。 五 当书商、新闻媒体、影视取代单位、作协、文学圈对作家的精神成果和物质生活具有更为直接迅速的影响的时候，过去的那种行政约束机制以及这一机制下一整套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评估标准已经很少能够对作家们产生作用。免于旧有的体制的约束，当然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就必然能够自由地进行文学创造，更不意味着文学繁荣和旷世杰作的必然出现，而只是表明了作家、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方式的改变，表明了作家的活动空间和活动规则的变化与调整。那么，空间和规则的变化对文学本身的品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南方周末》的上述文学报道和言论，给了我们最初的直观印象。 在《作家梦见模特》这篇报道中，记者议论说，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们开创的“左岸派”电影，又称“作家电影”，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曾风靡一时，当代中国作家对“作家电影”的痴迷程度恐怕也可用“魔症”一词来形容了，而像《印度之行》、《去年在巴里昂巴德》、《广岛之恋》一类的经典“作家电影”都是叫好不叫座的，如果中国作家如法炮制必将失去观众，则使这部耗资200万元以上的系列剧蒙受经济损失。而对此种情况，该剧总策划白烨说：“我们将尽全力让这部片子好看，让观众看一眼就不会转台。”在“布老虎”丛书商标注册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王蒙、贾平凹、莫言、苏童、铁凝、洪峰等著名作家汇集到了“布老虎”旗下。这则新闻还介绍说，“布老虎”的“配方”是：全部表现我国现代城市生活，要摆脱自我内省的情绪和封闭天地。故事有：黑社会头目在东方美德感化下抬不起枪口；某县长被杀，全城80％都是嫌疑犯；影视圈爱河波澜；这些故事中还穿插着房地产股票风云，新贵族名模神采和全新的生活道德观念。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及其关联的社会力量对文学艺术活动的期待和引导，是这种期待和引导悄悄地将这些昔日的先锋和名家改写成“当今文坛的大腕”，使他们在文学圈里的影响力转化为文化市场的号召力，给他们曾经创造的“符号资本”——他们的文学作品和名声——颁发了进入市场的兑换券，同时也使作家们作为一种资源被精心开发。对作家们来说，这为自身的价值——有形的物质利益和无形的精神创造——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渠道。正如后来的余华在一篇题为《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的访谈录中所谈到的，“我在文坛的地位在1987、1988年时就确立了，但那时是在小圈子里。……那时候，我们的书只印两三千册，出版社赔钱出。后来有了第二渠道，特别是新闻界的介入，救了我们。”[8]这看起来是互惠互利的事儿，就像《作家梦见模特》的结尾所说的：“剑客梦见鲜花，作家梦见模特，让商业社会艺术化，让严肃作家商业些，这对谁都好。”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随着经济因素和商业原则对文学的作用，文学的趣味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为文学准备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文化市场，本能地排斥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因为资金的投入需要尽可能大的回报，同时风险的几率要降低到最低限度，于是经济上的保险的要求导致文学趣味上的保守取向。你难以想象苏童用《罂粟之家》的笔法去编写《中国模特》，极具探索性的写作在这里终被视为不合时宜。所谓“先锋的转型”在文体上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从探索的云端降落到通俗的大地。尽管有些昔日的先锋对自己的“转型”更愿意放在一个“进化论”式的思维框架下加以解释，而得出不断进步的结论，或者，从艺术探索自身的规定性来为他们的作品趋于通俗化提供说辞；但是，更有说服力的是，大众传播构成的文化活动空间——大众报纸、图书出版、影视等等，却是在不断地开掘着、激发着他们潜在的市场价值，培育和诱导着他们的市场号召力的同时，驱策着他们改变书写策略，将目光投向更多的受众。这一点在“布老虎”丛书“配方”和故事的介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大众传播、文化市场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先在的文学趣味，将它加诸作家，左右文学，其运作机制的核心环节是目标受众的确立，由此开掘市场的潜力、拓展市场的空间。因此，目标受众的趣味攸关重要，它关联着社会群体精神状态和文化风尚，其显现自身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便是寻求这种精神状况和文化风尚的想象载体和形象符号。作为文学走向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当年出任“布老虎”丛书总策划的安波舜，在后来的一篇经验总结性文章中谈到，那时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先锋文学已经因为脱离大众而日趋式微，体现批判和揭露功能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也已经被新闻所取代。而他在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两次调查中发现的两个事实给他带来很大的启发：一是中关村高校教师读的小说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最敬佩的作家是金庸，二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中关村的大学生、教师、电子一条街的老板们当中最受欢迎，反响最为强烈。对几个大的城市如上海、广州、南京、北京、深圳的调查，也使他认识到梦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作用。而这些就构成了“布老虎”丛书打出的“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的旗号的根本动因。[9]安波舜的经验之谈向我们提示了面目模糊的“大众”颇为明确的所指，正是这样的“大众”的趣味被大众传播和文化市场所关注并突现，从而决定了文学写作的“配方”和故事。 实际上，“布老虎”丛书所瞄准的这个“大众”，代表的是正在被经济变革、文化转型推向社会主导地位的新生力量，这也正是当时的《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鼓励和呼唤的社会力量，他们已经悄然显露出后来被称为“中产阶级”或曰“中等阶级”的精神面貌、文化态度和生活观念，趣味的保守恰恰是其常态，文学上当然也是如此——后来文学界还有所谓“为中产阶级写作”的说法。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后来的中产阶级的保守在当时却是以一种“维新”的姿态出现的——以务实、积极的态度顺应现实、拥抱现实。可以说，《南方周末》1993年对一系列文学事件的报道，隐现出一个因为变革而产生的文学的差异空间，同时也在促成着文学上保守趣味的“合法化”。 《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 [1]参见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41页。 [2]旷新年：《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读书》1997年第2期。 [3]见《南方周末》1993年5月14日第3版《读者调查统计结果》。 [4]最突出的当数1992年秋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山东的《作家报》联合发起召开“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讨会，部分文章刊登于1992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和1992年第6期《文艺争鸣》上。 [5]《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 1 期。 [6] 南帆：《沉沦与救赎》，《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7]合同规定，三年之类所有以周洪署名的图书著作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作者无权支配；在此期间作者的创作计划必须经出版社批准，作者无权擅自作出决定，无权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周洪”系几个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的联合化名，在此化名下，以出版“警告中国人”系列随笔而获得市场号召力。 [8]许晓煜：《谈话即道路——对二十一位中国艺术家的采访》，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9]参见安波舜：《“布老虎”的创作理念与追求——关于后新时期的小说实践与思考》，《南方文坛》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