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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主讲 刘苑如 整理 提要 本文拟就“现代性”（ modernity）问题展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此一观念，来自西方启蒙运动的论述。自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经由报章杂志的媒介，为中国的现代性作出一系列的“文化想象”。五四运动的思想北京，也是以现代启蒙思想为主，但在新文学创作——包括小说和诗歌——上，其发展方向与西方文学上的所谓“现代主义”仍大相径庭，并不像欧洲的一些艺术家和文学家在艺术上对于现代性不满。而中国现代小说仍以写实为主，在时间的叙述模式上仍遵循现代性的前进观念。虽然在卅年代有些“超现实”的试验，但仍不能构成主潮。本文仅勾出一个历史的轮廓，有待进一步研究。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 此次很荣幸受邀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举办的“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研究范畴，第一次搬上中研院的国际会议舞台，诚深具意义，我的积极参与，仅代表一种象征的支持！这篇演讲虽是即兴不够完整的，但或许可藉著我的粗浅思考，以期抛砖引玉。我为什么要订这个题目？因为大会所讨论的，基本上是和我目前所研究的一个东西比较接近。我和大陆的学者汪晖正在这一年里，曾经对于所谓的“现代性”这个题目，特别是引用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里，产生的一些影响及其复杂性的情况等，持续进行研究。所以我就把我们研究的一些想法提出来，而这些想法尚未成熟，许多论证的资料也未带来，所以只有以后再来补充。 关于“现代性”，英文叫“ modernity”。这个问题诚如大家所知，是纠缠不清、说不清楚的。“modernity”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学院，不管是研究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又都重新把它提起来，特别是有些后现代的学者，对于“现代性”提出重要的批判，认为“现代性”基本上是为西方文明带来非常不良的后果，特别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于民族国家的模式，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批评的是所谓“rationality”，也就是理性的问题。对于整个的西方启蒙主义的传统，当然是从法国来的，而法国人也批评的最厉害，福柯就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叫做《启蒙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个人觉得这种批评，不完全能够接受，也不能完全推翻，因为我觉得启蒙主义这个问题的几个重要观点，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像陈独秀、胡适等人基本上是接受的，当然它移植到中国这不同文化的土壤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我想把这个问题从中国的立场提出，把它放在中国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失控范畴里来做一些探讨。 那么，到底“现代性”是什么呢？我觉得除了上面说的几点外，从中国晚清思想史的角度，我自己有一个看法，曾经在一篇英文论文提到过，就是晚清梁启超、严复和那些受了他们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整个时间观念的改变。这个时间观念改变，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史观念的改变。换言之，他们认为时间是向前进步的、有意义的，是从过去、经过现在而走向未来的时间的观念。这个观念当然与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有相当大的歧异，它是从一种新和旧之争，逐渐走向时间前进的观念，这当然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我在论文中提到严复和梁启超的文章，他们基本上认为整个历史观有这样的改变，我在这因为没带论文资料来，因此不能一一举证。而这个时间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社会、革命，甚至到文学，我就想从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种时间观念在晚清所表现的新型态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戊戌政变之后，整个在朝在野的知识分子，都提出一些维新的观念，而这些维新观念表面上看，是一种以前的新旧之争，而它里面已经含有一些非常新的内容了。这些内容包括一些基本的观念的提出，而这些基本的观念所用的词汇大部分都是当时知识分子伪造出来的，像是梁启超所说的“群”，另外包括“社会”、甚至“国家” 这些字眼，还有所谓的“文明”、“自由”、“哲学”等，这些字眼大部分都是由日文翻译，再转译为中文，有的是直接引用日文，像是“社会”这个词，就是明治以后所提出的名词。这些观念的提出，为晚清到民国制造出一种知识上的文化想象，什么叫文化想象？就是他们觉得今后文化上的努力，是要建构一个新的中国。 这一点说起来非常简单，下一点就比较复杂了。新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试从晚清的报章杂志，以及晚清的小说里面，可以看出一些新中国的轮廓。 当我说到晚清的报章杂志，我要附带的说到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最近几年来，在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些学者，突然对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的一个观点，叫做“公民社会”，非常有兴趣，譬如说 William Rowe或是Mary Rankin，还有一些美国其他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从晚清的时候开始，已经多多少少进入所谓的“公民社会”了，而他们所举证的例子，事实上是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譬如说汉口的士绅、商人，以及他们所作的公共事业，他们把这个“公”的概念提出来，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公民社会。我对于这个观念非常的不同意，认为这是哈贝玛斯观点的误用，而且误用的没有什么道理。我认为再回到哈贝玛斯的原著来看，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观念，他整个构思的来源，就是源自启蒙主义对于理性的一些看法，他所对抗的反而就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他有一本书专门就是对于这些人提出刁难和质疑，这些我们可以不谈。可是基本上他所提出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它背后还有一个概念，这概念说不定对中国还有一些意义，就是public sphere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翻做“公共领域”，或者是“公共空间”，我的翻译是“公共空间”。如果我们要找寻从晚清以来是不是有类似的“public sphere”？我觉得基本的材料应是晚清的报章杂志。因为哈贝玛斯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例证，也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它们里面也是有一些杂志，譬如英国的Tatler,Spectator，而这些杂志是和当时的沙龙、当时聚会的场所连在一起，很多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在一起聚会，他们沙龙的名字，最后就变成为他们杂志的名字。 可是我们从中国的立场上来看的话，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反而是晚清的报纸、晚清的报业。所以我特别要郑重呼吁，希望各位能重新重视从梁启超以来的报纸，它所开拓的一个新的领域。因为如果我们把当时他们所创造的一些新的观念，放在当时的一个文化制作来看的话，很明显的，这些新的概念的启发、提倡和发展，基本上都在晚清的报纸上提出来的。梁启超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不必再说了。我的另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到，特别是晚清报纸很独特的一个传统，就是“副刊”，我用的例子是《申报》的“自由谈”，根据我的学生孟悦提供的资料，《申报》的“自由谈”除了小说之外，还有各种所谓杂类文体，包括政治的讽刺、新乐府、天下奇谈等，各式各样的名目，而每个名目都像是副刊的专栏一样，因为写作的人用的都是笔名，我们知道编者之一是周瘦鹃，而周瘦鹃后来变成鸳鸯蝴蝶派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而这些杂文、杂谈里面所提供的想象，我觉得刚好是在新旧交替之间，这一批知识分子创出来的文化想象，里面包括新中国的想象。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根源，就是目前大家都谈得很多的一本书，康乃而大学 Benedict Anderson的一本小书，叫作《想象的社会》（Imagined Communities,1983），他的观念是所谓民族国家事实上的想象出来的，不只是一种实质的东西；而这种想象怎样构成一种实际呢？基本上他用的例子是小说，在书中的第二章中，特别提出菲律宾的一本小说，小说中表现一种共时性，这本小说的故事将到一个宴会，讲到到哪里去，有多少人来，他似乎从小说内部的结构，和小说外在的读者共同语言里面，达成一种共时性，就是说同一天、同一时刻，好象每个人都在看，当然再引申下去，可以说报纸正是为这种共时性提供了一个物质的基础。如果同一天，大家都在读同一份报纸，而这报纸的专栏也好，副刊也好，甚至第一页也好，它所提到的国家大事，和一些文章，每个人都在同一天看到，你就感觉到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共通的想象，这种共通的想象为这个新的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知识上的基础。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讲，小说所扮演的角色也就非常的重要，而刚好梁启超在1903年左右，提到《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这篇文章，而晚清小说之大盛，是有目共睹，不必我在这里多说。可是晚清小说和Anderson所提出的，和哈贝玛斯所提出的小说观念，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哈贝玛斯也提到小说，认为十八世纪小说，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写实小说的形式，刚好印证了公民社会的原型。而Anderson所提出的小说，要为他所说的“想象的社群”提供文学的基础。基本上，我认为他一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一种象征的层次上，可以从某一种文学形式上表现出来。我们再用英国写实主义的一本老书，也就是Ian Watt的《小说的兴起》这本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小说的形式在模拟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时空的生活方式，所以小说的模式基本上是和小说的时空是一致的。所以写实的意义，从他们来说是这个意义。但我个人觉得，中国从梁启超以来，小说除了这种模拟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建构上的意义，也就是他赋予小说一种非常重要的任务，这种任务是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武断的提出来。梁启超的那篇文章指出，西方小说可以做到非常重要的事情，达到非常重要的目的，像是道德、民心等。换言之，他希望小说扮演一个建构、想象新的民族国家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否达到？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解释当时晚清的小说，是不是做到了梁启超赋予这种非常伟大的意义？我因为晚清小说看得不多，只能随便举几个例子，待会儿一些重要的学者，像王德威和叶凯蒂等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意见，或推翻我的意见。从晚清的一些小说来看，最近特别受到王德威一篇文章的启发，叫《贾宝玉坐潜水艇》，当时我把这篇文章拿来和我的学生讨论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妙的是，贾宝玉谁都知道，而怎么会坐在潜水艇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晚清科幻小说那么重要？为什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特别翻译Jules Verne（儒纳·凡尔纳）《月界旅行》这类作品？这当然是一种科幻小说，而科幻小说与我说的新时间观是一致的，也就是他的科幻是发生在将来，不是发生在过去，这是和桃花源的模式完全不一样的；另外是科幻小说想象的世界，多多少少有科技的成分，这种科技的成分是什么东西？我的猜测是如果是潜水艇的话，可能与晚清造船、船坚炮厉的政策有关；也就是一种想象、象征式的，把张之洞以降，大家每天在讨论的船坚炮厉、富国强兵、采矿等问题，用一种想象或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晚清的科幻小说非常值得重视，它不是一种荒谬的东西，科幻小说里面叙述的东西新旧杂陈，十分有意思。上次王德威在哈佛提了一个报告，特别讲到一些重要的故事，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模式，但不管是男将或是女将所使用武器都是新的。从这里可以显然看出来，晚清作家所作的，虽然呈现一种新旧交杂，可是里面有一些新的因素。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孽海花》，它具有一种地理上的空间的意义，它原来的模式，诚如叶凯蒂在一篇文章所提到的 courtesan trope，也可以称之“才子佳人”的变形，可是这位佳人走到中国人过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即使如薛仁贵东征、《西游记》到印度取经，也没有人走得那么远，远至欧洲，而且把欧洲贵族写得那么详细。那些想象力虽然根据西方一些资料，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从这种情况，可见晚清小说确实把想象力的疆域扩大，而在扩大的领域里面，再重新界定新中国是个什么样东西？这就牵涉到更多资料，比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写的是发生在2060年左右的遥远未来，而梁启超最重视的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其他的问题，所以小说里主要是讨论两种政治制度的论证；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消耗所里探讨别的形式。我只不过是将一种比较老的东西，用半新不旧的方式提出来而已。另一方面，我的合作者汪晖贡献非常大，他认为晚清小说在提出新的论证时，事实上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此表示不满，提出一种对抗性的说法。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章太炎和鲁迅，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里，事实上是印证了章太炎的一些观点，他提出的反而是个人——己——这个观点，而他认为这个观点是从章太炎的佛学转进来的，鲁迅引证的西方资料，反而是尼采、史丹纳（Stirner）这个“己”的传统，这中间他所反对的是科技挂帅、一种比较注重实践、注重新的制度的这一系列的提法，也就是梁启超这一系列的提法。这种不满事实上的一直存在于从晚清以来小说、杂志、文章、诗里面，成为一种暗流。这股现代性的提法和反现代性的潮流，构成了晚清到五四的重要主题。这两个主题到底如何再现于文学或文化的成品中，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这里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到了五四时期，大家似乎感到十分熟悉，可是五四时期提出来一些的论证，我觉得也值得在重新审视。这些论证再用我的话重复一遍：一方面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继承了法国启蒙主义的想法，而将其浓缩了，简单的提出来，就好象是“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科学”这类问题。关于科学这方面，汪晖正在做，将来会有一本书出来，我自己没有什么研究，我暂时不讲。我想就文学方面论证再说一下：如果从五四文学的范畴来看，十分有意思，一方面强调文学是一种启蒙的工具，一方面又反对晚清的传统，也就是说晚清这批知识分子所创造出的某些模式，基本上都被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否认，反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形式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譬如短篇小说。后来在 1927年以后，茅盾特别在《读倪焕之》那篇文章里，将到长篇小说问题，所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变成一种主宰的地位。刻画司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不是完全能够印证五四时期启蒙的想法？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打一个问号，表面上非常的明显，如陈独秀所说的革命三个标语：国民的文学、社会的文学、写实的文学，若检验于叶绍钧之类作家的作品，这三点似乎都已经达到，可是再仔细来看，所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怎么复杂呢？我希望说的比较有条理一点，如果没有条理，请大家原谅，因为我的脑子一直在打转，说前一句时，就必须构思下一句。 第一个就是写实的问题。“写实”这两个字是陈独秀提出来的，他把胡适文章里面的一些概念，将它改头换面，在三个文学主张中，提出“写实”这个名词。而“写实”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它有技巧的意义。也就是说五四当时的作家在创出他们新的白话文学小说时，基本上是把技巧，和小说的功用，在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混在一起的。因此，没有技巧就达不到这种社会的使命。而在技巧的方面，大家所作的实验各不相同，像鲁迅就是一个非常注重技巧的人，可是鲁迅所提出来的技巧反而是非常暧昧，也就是他处处在怀疑写实主义这个技巧是不是可以达到启蒙主义的目的。比如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祥林嫂》，祥林嫂的那段问话，显示知识分子的叙事者碰到一个农妇，但这两个人是不能够交通的，他所提出的叙事者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叙事者，也就是叙事者与传统小说所扮演的叙事者角色完全不合，这种的怀疑从鲁迅的立场来说，表面做的是一回事，在文学的形式做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他是特个最透明的人物，或许他有内心的原因。不过，如果把当时的写实主义做一种泛泛地概括，他们吸收英国、法国、俄国，甚至东欧作家技巧上的因素，把它用在中国小说上来，在小说中把生活切成一片片，只写一个人，或少数人，将其浓缩在一定的时空里。像叶绍钧所写的《孤独》即是莫泊桑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如何达到启蒙的目的？用一种最粗浅的说法，一篇长篇小说也好，短篇小说也好，应该有开端、有中间、有结尾，如果启蒙的意义就是一种说教的意义，那么小说的结尾就非常重要，而短篇小说怎样结尾反而是技巧上很大的问题。鲁迅小说的结尾就非常地妙，像《狂人日记》怎么结尾？可以用好几个层次；《药》的结尾也分好几个层次。因此用鲁迅小说的结尾印证启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我就是要启蒙，就是要教育，就是要把理性等带进来，那么怎么结尾法？因此我认为这是五四小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要把新的时间观念落实到小说叙事的结构来看，五四的小说，特别是后来的长篇小说，在小说时间上印证了梁启超以来时间是向前进步的观念，也就是现在走向未来。所以后来一些比较前进的小说，往往是在小说结尾暗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是吴组缃的一篇小说，最后有一个暴动，而这个暴动似乎在指向未来革命的可能性；或者曹禺的戏剧最后，工人在那里唱歌；更明显的是茅盾的《子夜》：如果现在是子夜，那将来是什么？将来当然是黎明，现在所处的是黎明前的漫漫长夜，似乎印证了 Gramsci的说法：过去死得太早，而两来还没有出生，黎明在什么时候很难讲。所以黎明前在中国经过了三、四十年，一直到金光大道，黎明才起来了。而当时的黎明当然是指毛泽东了，在此不便多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写实主义从技巧上，为了达到小说的启蒙任务，已经制造出五四小说的模式，而这种小说叙事的模式是印证了新的时间的观念。从这个立场来看，这是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大相径庭的，因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就拿 Joyce的小说来说，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把时间的次序打乱，将理性的秩序打乱，所以才有神话结构，所以才有意识流，而这个观点，和一本很重要的书，作者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叫做Sanford Schwartz，书名为The Matrix of Modernism，也就是《现代主义的关结》，他提出当时欧洲哲学上一些思考和论证，与欧洲现代小说兴起的关系，其中特别提到Bergson（柏格森），他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柏格森所提出的时间观念，就他认为是直接可以和Virginia Woolf,Joyce的时间观念连起来的，因为他不把时间观念置于一种理性中看待，这里面的细节不能详谈。然而到了五四以后，由于小说模式的影响，很难产生像Joyce这样把时间关系打破的作品。至于Joyce为什么把时间顺序打破，有许多论证，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论证，是Calinescu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有两种现代主义，一种是布尔乔亚的现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到了十九世纪发展到极致，所以十九世纪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基本上是注重金钱，注重庸俗，注重现实，他认为生活可以很美好，可是却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他认为艺术的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特别是波特莱尔的诗，甚至于Joyce小说，基本上是反对第一种现代性的。Calinescu认为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传统，是对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观念提出怀疑的，甚至于要打破、对抗、震撼这些布尔乔亚的中产阶级，创出一些新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这就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意义很不同了，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从字面上讲，或从其历史内涵来讲，并不完全包括Calinescu所讲的艺术上的、审美上的现代主义的层次。 中国“现代”这个字眼，到了二十年代非常流行。它的用法，常和“时代”连在一起，用一些相关的“新潮”、“时代的巨轮”等新建构的意象，来代表历史前进的观念。所以到三十年代初，就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叫做《现代》杂志，而《现代》杂志的法文名字是《当代》，就是 Contemprain。当时为什么叫《现代》杂志呢？据施蛰存说：就因为有个书店叫“现代”书店，由于当时日本轰炸上海，一直没有重要的杂志出来，而他刚好要出一本杂志，因此就叫做《现代》杂志。叶灵凤也编过好几本杂志，像《现代小说》这类的东西。可见在那个时候，“现代”这个词非常流行。有人又把modern这个字翻成“摩登”，这个词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代表受西化影响的时髦，所以沈从文就非常不高兴，而写了《阿丽思漫游中国记》，批评了当时那种风气。从这里看来，从五四到二、三十年代，所谓“现代”，是受这样的观念统治，而不是受波特莱尔的那一种传统，所谓审美的现代性影响。可是妙的是，据孙玉石先生的研究，当时翻译外国诗作，翻得最多的作家就是波特莱尔。从二十年代初期，北京《晨报》就有这样的翻译，而且波特莱尔名气非常的大。我最近把波特莱尔的动西拿出来重新解释，非常有意思的是，波特莱尔的《恶之华》也好，《巴黎的幽郁》也好，背后所涵盖的都市文化，也就是Benjamin所说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都市文化的那一面，中文翻译完全没有表现出来。也就是西方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都市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在一种联系在中国完全没有植根，这就牵涉到我个人目前想写的一本书，到底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中国就有这么一个流派，所谓“京派”和“海派”，到了三十年代，倒不是京派”、“海派”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他们的人生观就不太一样，海派人士有一部分就是完全接受了所谓第一种的现代性观念，也就是时髦、都市生活的刺激。所以刘呐鸥从日本把新感觉派带进来的时候，他所专重的一点，就是都市生活时间的快速性带给人身心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就是他所谓的“新感觉派”。而刘呐鸥的第一本小说就叫做《都市风景线》，他所写的都市表面是上海，据施先生跟我说，他根本不懂上海，所写的还是东京，因为刘呐鸥在东京待了很久。中国作家在技巧上所做一些略带现代性的实验，比如说是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这些人，都是在这个领域中做出来的，也就是现代人都市生活带给人身心上的冲激。而这种冲激所代表的形式各人不同，像施蛰存所写的东西，因为他喜欢Edgar Allen Poe，喜欢看一些神怪的东西，所以都市生活对他的冲激，使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写实，呈现另一种怪诞的世界。他自己跟我说，他的小说可用英文里的两个字：一个叫erotic,也就是“爱欲”；一个叫grotesque,也就是“荒谬”。所以我认为施蛰存写的东西是都市的荒谬感，这种荒谬感，我叫它做urban Gothic。 这一些实验，当它开始成熟的时候，以被极为写实的历史感所主宰、所掩盖。这种极为写实的东西是什么呢？郑树森曾经指出，在 1923年左右瞿秋白等人把马克斯介绍近来的时候，事实上把“写实”这个字改为“现实”这个字，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如果写实是技巧的话，现实就是一种真理，也就是从当时的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加上一种历史的意义，认为文学一定要为现实负责，而现实是什么东西么？这个定义恐怕就要毛泽东来下了，所以说在二十年代末期的时候，一方面有某一种现代文艺性的尝试，一方面现实主义也变了质。而这样的变质刚好跟长篇小说的兴起连在一起，也就是说1927年《倪焕之》出来，后来是茅盾的三部曲，再加上巴金的《家》是在1929、1930年左右，还有一系列的作品，换言之长篇小说在形式上刚好能接受所谓时代的任务，而时代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把历史的演变用广幅的文体表现出来。简单的说，就是可以把家庭三代，包括祖父、父亲、孩子演变的过程，把它表现出来、带过历史。从空间上来讲，就是从一个家庭、到乡村，然后乡村发生什么事，用来影射中国，换言之，我认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兴起与 Joyce的长篇小说完全不一样，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的象征，如果说新的历史潮流是往前走的话，走向乌托邦的话，那么所谓三十年代的略带“左翼”味道的现实主义小说，基本上是印证的历史宏观、历史的大叙述模式，然而即使在这个论述里面也有不同，最有意思的就是茅盾，因为茅盾一方面想用这种观点，另一方面有感到矛盾，作家与作品的主体在这种历史的活动中扮演什么样的地位？他犹疑不定，他并不认为长篇小说可以把历史推前一步，他常描写的是黎明前的这批人，而鲁迅这些人讨论的也是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阶级，是不是扮演著一个前进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当时左翼的论战，其更深层的意义是在这里。可是当他们正在做论战的时候，日丹诺夫（Zhdanov）1934年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演说，被周扬介绍进来，并在《现代杂志》与胡风开始论战，探讨这个问题。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来后，不但把我所说的现代性的现代技巧掩盖起来了，甚至把茅盾、鲁迅这些人都压迫的很厉害。一施蛰存为例，在我访问他时，他自己表示说：当时他被迫承认他的小说走入魔道，所以他要改邪归正，不做这种现代技巧的试验，要写现实主义的小说。当时的左联故意把施蛰存的作品与日本新感觉派颓废的东西连在一起，表示说写这样技巧的东西就是不前进。可是就这样一股脑儿的把现代性的实验当作不前进，事实上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在《现代杂志》早期的《无轨列车》也好，《新文艺》也好，在1928、29年刊登了好几篇论文，他们自己认为是先锋派，而先锋派是和苏联的先锋派和意大利的Futurism未来主义是相关的，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实验是为新的中国奠定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所以说这里面非常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基本上这些辩论大家都不谈了，大部分的作家要不是到延安去，就是到大后方抗战去，而不再谈这些问题。而留在上海的作家就做自己的事，像是张爱玲是继续走这条路，她是非常讨厌那种大部头的、历史主义的她所谓大调的交响乐，所以她才要用所谓上海的戏里面的那种风格写作。 所以从晚清到三十年代，基本上我所钩画的轮廓，只是为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背上加上一副很重的重担，是与非？批判还是继承？怎么样来重新阐释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二十世纪还剩下几年，所以感到一种世纪末的悲哀，而对五四以降整个历史主义，基本上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以上零零碎碎讲了这些，非常感谢各位！ ——原载《民族国家论述——从晚清、五四到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所筹备处，台北南港， 1995 ），李欧梵先生特别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