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我们这个时代，呼唤中国文艺精品“走出去” 。优秀的文艺作品或者说文艺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把它们推向世界舞台，借助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作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深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认识，增进对中华民族的了解，这是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具体体现和内在的要求，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具体策略和客观需要。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颁奖典礼上说： “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他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在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有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和日益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的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走强，西方读者便不会对中国文化乃至汉语本身产生强烈的兴趣，也不会有当前由国外出版社赞助，葛浩文、陈安娜等西方汉学家、翻译家掀起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新热潮。总之，国家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和国人自信心逐渐增强的客观现实，需要我们敞开胸襟、放眼全球，需要我们借助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运营的策略，积极推动中国文艺走出去。
    但与此同时，中国文艺走出去又面临着严峻挑战。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较量，话语权的争夺，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声音不是太响、市场竞争力偏弱等客观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具有世界眼光，顺应时代潮流，重视当代优秀文艺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海外传播，翻译怎可滞后？
    就中国文学来讲，没有翻译，世界文学的版图就难以完善。回顾这几年在当代文学方面几件引起新闻轰动的海外获奖事件：一是前面所提到的， 2012年12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中国本土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零的突破” 。二是2015年8月刘慈欣“三部曲”科幻小说《三体》的第一部（英文版）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三是2016年4月在第53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也作为中国第一人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 。“国际安徒生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曹文轩的获奖同样极大地激起了国人的民族情感。
    这几位作家的获奖，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作品的翻译和国外汉学家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上世纪90年代，瑞典文学院就扶持汉学家，将中国当代新锐作家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葛浩文、陈安娜等一批善于“拳打脚踢”的外籍翻译家的努力息息相关。瑞典的陈安娜翻译过莫言的《红高粱》 、余华的《活着》 、苏童的《妻妾成群》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20余部小说作品。美国的葛浩文则翻译了包括莫言在内的30余位中文作家的60余部作品。借助葛浩文的翻译，姜戎的《狼图腾》 、苏童的《河岸》 、毕飞宇的《玉米》等先后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虽然海外获奖并非衡量文学水平的唯一标尺，把作品在海外获奖作为最高的追求更不可取，但是，海外获奖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推动力。据了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莫言的作品主要传播范围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和地区，获奖后其作品在中东欧一些小语种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学家、艺术家，中国的文学也不缺乏与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相媲美的作品文本，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如此艰难，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全部归之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的偏见，我认为，关键因素之一是在于作品对外翻译的稀缺。专业翻译人员严重紧缺，资深的翻译家尤为匮乏，中国作家和作品在海外鲜为人知，很多作家的作品因未被翻译而难以走向世界。作家刘慈欣针对《三体》的获奖，多次重复说起这么一句话：这个奖是我和翻译刘宇昆两个人共同获得的。这说明，“翻译”在《三体》走向国际文坛领奖台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重要。曹文轩的作品为什么会获奖？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说：“如果作家的作品没有翻译到国外去，读者很少，则获奖的可能性和机会就小很多。 ”据他透露，累计下来，国内各出版社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得的曹文轩作品的翻译资金共计430多万元。获得资助之后，各社就有实力去请最好的翻译来翻译曹文轩的作品。现在，曹文轩的作品实现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希伯来语等14种语言文字的出版，版权输出到50多个国家。这应是曹文轩作品获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外在因素。
    可以这么说，做好当代文艺精品的外文翻译，准确、客观、自信地向异域介绍、推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作品，充分地、恰到好处地传递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精神，是当代中国文艺走向国际文化舞台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
    落地生根，才是真正的走出去
    那么，什么是翻译？如何看待翻译？
    一种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以为只要懂外语就可以了，这样，就把对外翻译的问题简单化了。这是因为：从文化的视角来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活动，它是在源发语言文化语境和目的语言文化语境之间进行的“编码—解码”的过程。把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一种中立的、单纯的、透明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侵越行为。
    文化之间有融合，有差异，也有冲突，能够体现出不同思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交锋，也能够让我们发现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偏见，以及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有色眼镜。因此，对外翻译中，译文与原文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所难免的，完全“等值”只是一种理想，语言本身的文化底色无法轻易地被抹去。尤其是多义性、模糊性、复杂性聚集在一起的文学作品、艺术文本的翻译，更是难以把握。
    还有一种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文学艺术的优秀作品数不胜数，同时，我们也培养出许多高水平的外语专家，完全有能力把优秀作品翻译出来，进而推出去。这种看法，只是一厢情愿。虽然我们有能力把中国文学和艺术作品文本翻译成为外文，但是，还应考虑到，翻译成外文之后，这些作品如何传播，如何能够被接受，如何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产生潜移默化的作品力量，产生软实力。这才是关键问题。
    音乐、舞蹈、绘画、杂技、电影、电视剧，直接诉诸受众，障碍还不算大；一旦涉及到语言转换的文字层面，情况就不那么简单。据统计，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 %左右，而在这3 %的份额中，中国当代文学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热衷于学习和引进世界经验的德国人要比美国人更看重翻译作品，如今德国图书市场上的文学类作品，每两本书中就可能有一本是翻译作品。但即便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只占德国文学市场中的极小份额。由此可见，文艺作品的翻译不仅需要实施，更需要读者，更需要落地。虽然我们的翻译不能一味迎合、迁就接受方的或政治的或审美的期待视野，但也要充分考虑、尊重接受方的文化、艺术乃至地缘政治语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选材、翻译策略，以及营销手段、传播渠道等等。
    做好对外翻译的对策思考
    推动当代文艺精品走出去，关于翻译的策略，我有四点看法。
    首先，要翻译什么？选择哪些精品？打算“开门走出去” ，先得知道“家里有什么” ，即什么属于文艺的精华，什么是有特色、高品位的传世之作。翻译优秀文艺作品，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推选出代表国家艺术水准、体现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能够出得去、立得住、传得开。不仅选择那些富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典型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或者说中华典籍，而且，还要注重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的优秀当代文艺作品，真实地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生活、风采。
    其次，要有规划，形成项目、形成规模。要了解当今国际文化交流的特点和需求，正确认识翻译，做好中国当代文艺精品走出去的专题研究和战略谋划。比如，设置相关翻译基金、翻译奖项、翻译工程、战略课题，规划好实施的步骤。又如，紧扣“中国梦”的主题选择资助项目，在“中华典籍外译项目”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之外，还需增加“中国当代文艺精品外译项目” ，有系统、成规模地推出一批当代文艺精品对外翻译成果。
    第三，要委托经验丰富的高水平翻译团队，让更多的优秀文艺成果走向世界。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需要具备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拥有独具一格的“慧眼” ，需要学贯中西，熟悉中国文化和目的地的语言、文化。翻译当代文艺精品，仅依赖于国内翻译家群体自身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借船出海” ，多与国外出版机构或翻译家进行合作翻译。
    第四，要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出版发行、传播运营团队，集中推出当代中国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需要清楚国外出版、传播体制的规则、方式，融入对方社会，习惯他们的运作流程。如果只着眼于“以我为主”式的推广，而进入不了他们的市场经纪人、代理机构、出版传播系统等机制中，则可能事倍功半。所以，在选题策划、翻译编辑、样式设计、出版发行、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加强与外方的合作，各自发挥优势，集中力量，让中华优秀文化成果在世界多样文明中得以共享。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文艺精品的翻译，特别是严肃文艺作品的对外翻译，应该采用越来越趋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就是向中国的作者靠拢，侧重汉语语言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传达作品内容、价值理念。从理论上讲，这符合我们蒸蒸日上的国情和民族文化自信的现实，对于抵制文化帝国主义、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坚持“异化”的翻译并不排斥“归化” ，也就是采取目的地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因为我们必须考虑翻译文本在国外的接受问题、落地问题。
    总之，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我们无法想象不通过翻译及传播就能让外国人充分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艺作品文本的事情。我们也无法避免遭遇国外政治、文化、社会接受心态或认知层面的种种障碍，再加之翻译活动复杂性背后所隐含或凸显的文化差异，诸如冲突、抵制、歪曲、扼杀等等现象，这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们要摆正心态，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