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玛· 拉格洛夫 缘起——一群迷途的蜂 从前有一则萨迦，经过许多人的卓越创造，只差一个流畅的书写便好传遍大地。那是一群故事，一群未成形的历险之云，像一群迷途的蜂，不知在哪里能找到把它们收进蜂巢的人，最后，它来到了一座叫莫尔巴卡的庄园。一个孩子长在那里，听到了故事，渐渐充满书写的渴望。在《关于一则萨迦的萨迦》中，瑞典作家塞尔玛· 拉格洛夫（1858-1940）这样谈到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的创作缘起。 塞尔玛· 拉格洛夫19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出生在瑞典中西部的韦姆兰省莫尔巴卡庄园，这地方在她的处女作中成了利里亚克罗纳的秀美家园。 拉格洛夫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亲埃瑞克·拉格洛夫中尉于1852年继承庄园, 母亲露伊斯来自富商家庭，日子原本宽裕。19世纪60年代初，作为当地经济基础的农业和铁业受到严重冲击，拉格洛夫家的日子也艰难起来。 从小，拉格洛夫就爱听祖母讲故事，包括英、法文在内的早期教育来自家庭教师。她3岁时因罹患腿疾而跛脚，这对身心是不小的苦痛，惟一的好处是让她有机会离开闭塞乡间，外出治疗，看到更大的世界。她甚至认为，残疾使自己不至走上姊妹们走的不幸婚姻路。她从未把婚姻看得多重。1881年，她更是违抗父亲的意愿，到斯德哥尔摩接受师范课程的教育。不久，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当上教师。 拉格洛夫所谓的故事经多人加工、几近完成，完整的民间传说或一星半点的闲谈在她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迹。有一种精神盘桓在韦姆兰大地，期待被表达。它来自先辈，是过去；连接着“我们”，是现在，甚至可以关联到后世的孩子们，是将来。然而，认识那熟悉的故土之魅力有时需要距离，而城市的拥挤人群未必不能给人认识遥远故乡那壮丽山河的契机。 1881年的一个秋日，拉格洛夫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上。她刚听完一场文学史讲座，其中谈到贝尔曼和鲁内贝里。她琢磨着两位作家及其诗歌中的人物，一个声音出现了：“我自己生活过的韦姆兰并不亚于他俩所描写的对象啊——只要我能学会处理。”这时，她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那条路似乎朝着天空扬起又落下，她不得不停下脚步站了好一会儿，路才归于稳定。道路扬起又落下的体验或为真实或为文学渲染，却十分接近她后来处女作的楔子里，牧师尤斯塔·贝林站在布道台上获得的、教堂穹顶上升而地面下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灵感降临的体验吧。 文学讲座里提到的贝尔曼是瑞典民族诗人，鲁内贝里则是芬兰民族诗人和瑞典语诗人，史诗《斯托少尉的传奇》的作者。该史诗受19世纪初民族浪漫主义影响，以1808至1809年里瑞典与俄罗斯之间发生的芬兰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一群军人为祖国奋战的英勇故事。经过那场战争，瑞典失去了东部大片领土，史诗的基调里有难以掩饰的战败苦涩。这也是拉格洛夫父亲十分钟爱的一部作品。 从街头突遇灵感，到小说真正写出，还要耽搁好些年。因为拉格洛夫不久便当上教师，工作忙碌；但或许更因为在她的内心，作品体裁还未定型。她先尝试史诗体；转而借鉴戏剧形式，圣诞夜一章曾是剧本的第一幕；最后，她用平和而现实的散文风来写小说。1885年，拉格洛夫的父亲去世。5年后，庄园难以为继，不得不出售。拉格洛夫回家看老宅最后一眼、深受触动——不能再等了！她心中忐忑，认为自己不可能写出什么杰作，而只一部多半会让人笑话的书，但还是要写，“以便拯救她还能从家中拯救出的：那些亲爱的古老故事，那些无忧的日子和欢乐的平和，以及那美丽的风光——它有着修长的湖泊和变幻出不同蓝色的山峦。” 拉格洛夫大约需要从诗歌模式中解放，以便找到能承载故事和想象，适应她的文学时空的形式。她也需要一个更大刺激，父亲的离世和家园的丧失重重地推了她一把。她以前所未有的快速度，写成一章又一章。不用韵文，而是用散文来书写，却仍可看到鲁内贝里的史诗的启发。民族浪漫主义及丧失故土的悲戚感，正契合丢失了故园并缅怀逝去之往昔的作家之心。史诗的气象在，韵文的余音也在。小说糅合了诗歌、散文诗、散文、戏剧和小说等笔法，不是预设和刻意的，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因为水到渠成，所以自然流畅、自成一体，也无从复制，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不能。 1890年春，恰逢妇女周报《伊顿》举办小说有奖征文，拉格洛夫在写好的内容中并不自信地挑出几章应征，意外获奖。继而得到友人资助，暂停教师工作，专心把故事写完。1891年，拉格洛夫借长篇小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登上文坛。 萨迦——上帝的风暴 这部小说描绘了19世纪20年代，韦姆兰芦汶长湖（现实中叫"Fryken"）两岸的人物和事件。楔子两章，正文三十六章，都是相对独立的小故事，也和其他章节有某种联系。 出场人物繁多，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有三位：被革职的英俊牧师尤斯塔· 贝林，有权势的少校夫人以及据说和魔鬼做交易的厂主辛特拉姆。拉格洛夫曾指出，故事历时一年，春天是冰雪消融的季节，夏天充满小田园诗，秋天是大革命，圣诞是一切的重建。确实，故事编织了从前一年圣诞夜到第二年圣诞夜，上帝风暴席卷芦汶长湖的一年。 年轻的牧师尤斯塔·贝林不堪生活和工作的沉重而酗酒并被革职。躺在雪地里自杀的他，被有权势的埃克比的少校夫人救下，成了夫人供养的侠士中的一员。圣诞夜，12名侠士从魔鬼口中得知，少校夫人每年向魔鬼提供一名侠士的灵魂，魔鬼则保证她对埃克比庄园和七座铁厂的控制权。魔鬼由邪恶的厂主辛特拉姆装扮，可辛特拉姆认为自己和魔鬼没多少本质的差别。侠士们一面对“魔鬼”的话将信将疑，一面对恩人少校夫人有了强烈愤怒，终于和“魔鬼”签约：侠士将管理埃克比和铁厂一年，行为得像个侠士，不然，他们的灵魂在一年后会被魔鬼一并取走。次日少校夫人摆开圣诞宴，侠士克里斯蒂安上尉将松鸡误认作乌鸦，激愤地把“乌鸦”扔上墙，当众说起夫人与人私通的旧事。少校夫人被少校逐出家门，成了乞丐。少校搬回原来的庄园，把埃克比和七个铁厂扔给侠士代理。魔鬼协议似乎真生效了。 少校夫人临走时断言，一场上帝的风暴就要席卷所有人和整个大地。在接下来的一年，这片大地上贫穷、疾病、死亡、洪水、干旱和火灾肆虐，父女反目、夫妻离散、情侣分别，就连侠士的享乐也蒙上末日悲哀。男女间爱的点燃与熄灭，骑士对荣誉的捍卫，朝圣者的义举等波澜迭起。光明与黑暗较量，效力于黑暗的是邪恶的辛特拉姆，致力于光明的是为上帝千年王国的早日到来而努力的人们。最终，辛特拉姆在狱中死去。少校被豢养的熊咬伤而死。上帝的风暴平息，大地在众人的协同劳作下日趋和美。侠士派人接少校夫人回到埃克比，因肺炎而奄奄一息的她和侠士达成谅解。临终，少校夫人打算把埃克比赠给侠士，遭到尤斯塔·贝林拒绝，他不希望侠士因财富而懒散并自弃。侠士们都将离开埃克比，而尤斯塔·贝林打算成为乡间琴师和自给自足的农人。 小说中描述的湖泊山川和一些人物都有原型，但拉格洛夫描述的不仅是写实主义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更是根植于自然、记忆、传说和想象的文学景观。她的抱负在于提炼一种精神，如小说中所言：“……我梦中的湖，在它的岸边，我看见过诸神漫步，而从湖心深处，我的魔法城堡升起。” 庄园的传说，即便今日在瑞典乡间也在继续，地广人稀而老年化严重的乡村里，在这样的谈论中透露着不灭的意志。谈论或为留住，就像拉格洛夫对那些传说的再创作是为留住，留住往昔的时代、人们、梦想和精神。她以精神和梦想为贵，那些人物和庄园的灵魂借助文字可以走得更远。拉格洛夫在小说结尾欣慰地表示：“也许这会让你们满意，让你们的名字和那热爱的邸宅一起再次回响？愿所有属于你们的生命的辉煌重新落在你们生活过的这片地方！博宜还矗立着，比雍纳还矗立着，埃克比还在芦汶湖畔，被激流和湖泊、被园子和微笑的森林草地美好地环绕。站在宽大的阳台上，传奇就会围绕人们飞舞，像夏天的蜂。” 浪漫还是现实，往昔还是现代？ 这部作品问世后未引起轰动，毁誉参半。有人叹作者为天才，是在漫长而无趣的文学寒冬后突然冒出的春意，突然响起的新诗人的啼唱，作品想象绝妙，充满动感和变化——这个作家有能力描绘世上的一切。有人则认为内容空洞，难以理解。大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在不否认作者才华的同时，也认为故事不可信。在致友人的信中，拉格洛夫写道：“现在，既然我已在那里，惊诧了世界，被书写于瑞典所有报纸纸端，忽而被看作天才，忽而被视为疯子，我觉得我可以自由呼吸了……他们现在总算知道我是谁……”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部作品，丹麦批评家乔治· 布兰迪斯一眼看出作家的才华，也建议她走出韦姆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 本来， 拉格洛夫用正文第四章小标题“尤斯塔·贝林，那个诗人”作书名。出版社担心销路，启用“萨迦”一词，副题为“一个来自古老的韦姆兰的故事”。以为如此，对“萨迦”这一冰岛文学形式了然于心的瑞典人，从第一眼就能期待一些离奇故事；而读者将是故事发生地韦姆兰省的人们。 给小说贴上“萨迦”的标签并无不妥。从插着自制的翅膀在天上飞，到举起装银弹的枪瞄准天上的大熊座，进而准确射中一头大熊，作品中确实穿插了很多离奇事。瑞典的权威文学评论家奥斯卡·莱文汀诧异于书中的奇异想象，不无偏见地惊呼：拉格洛夫小姐，一位“小小的女教师”，从未离开瑞典，独自生活在一个被遗忘和掩藏的神秘里。她吸收了故乡盛行的神秘，这一切得以让诗篇丰富而自然地流出。 正如莱文汀所言，韦姆兰是浪漫的土地，孕育了拉格洛夫笔下的浪漫人物，也孕育了曾活跃在故事发生的浪漫年代的，瑞典文学史上的诗歌大家和瑞典学院院士埃塞雅斯· 泰格纳以及埃瑞克· 古斯塔夫· 盖雅。和拉格洛夫同时的天才诗人古斯塔夫·福楼丁则与拉格洛夫有一面之缘，被她看作“一个水精灵碰巧跑到了人的生命里” 。福楼丁说过：“拉格洛夫的韦姆兰是美妙地夸张、凝练了的韦姆兰。”的确，在作品中，有湖泊、河流、高山、深谷、 沉郁的森林和富裕的庄园，它不是对童年记忆的机械复述，而是背负了自然和文化的集体记忆的、个性和天才的创作。 对作品争议的焦点是故事是否可信、合理。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瑞典文版插图 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在1879年于瑞典风靡一时。犀利而沉着的现代主义笔触日益举足轻重。拉格洛夫的这则萨迦和当时的现实主义文风却有很大出入，对其可信度疑问的关键不在于小说和萨迦的挂钩，而在于作家十分留恋的后浪漫主义及无法放弃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当时的时代已有距离。但这些精神对于作家想用笔墨留住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英雄和女性来说，却是最重要的特质。那群人中惟一相对现实和现代的是玛瑞安：自我一度不完整，总有另一个“我”，冷眼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看成对活着的“表演”。然而，“我”十分仰慕过去那些有激情、能够奋不顾身的人们，并感叹，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人了。拉格洛夫把现实浸泡在传说和神话里，那些未必真实的传说有了赖以复活的现实基础，现实则有了不只局限于眼下的飞翔之翅。无论书写的是传奇还是现实，都给人以神圣体验。小说结尾关于蜂入巢的譬喻，对想象和现实的关系做了颇具先见之明的开放式回应：“想象的巨蜂已围绕我们转了年年月月，要想钻进现实的蜂巢里，可得看仔细了。” 在作品里，往昔和当下、传说和真实水乳交融。讲述往昔人物事件的同时，不时穿插“我”在“今日”和“此刻”的实景实情，让现实和历史对接。更重要的是，作家把当前铁矿和农业的萧条、底层人民的暴动写到过去的年月中，还融入引发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如女性、婚姻、阶级、宗教等，表现的冲突是现代和现实的。比如，几个美丽女性提示了不同状况，安娜代表婚姻中的经济问题；玛瑞安揭示着名誉；在伯爵夫人的婚姻中，显示了从作为妻子的家长和监护人的丈夫，到与妻子并肩行走、关系友爱的丈夫的变化。对于女子而言，爱上一名男子可能意味着对家长制的反叛，而尤斯塔·贝林成了玛瑞安她们和父权冲突爆发的催化剂。家长制体现在父女间，也在夫妻间，如玛瑞安的父母及年轻的伯爵夫妇……不过，拉格洛夫赋予女性的不只是觉醒或牺牲，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无论是和他相爱过的女性，还是母亲一般的少校夫人，都帮助尤斯塔·贝林走上成人之路。 拉格洛夫说是要为后代孩子描绘往昔人物的事迹，但在过去事件中翻滚的也有当下的时代风云。在一定程度上，她把作品弄成了在“过去的萨迦”乔装下的“现实小说”。传说、想象和写实交织，现实和真实并未在庞大的想象艺术品中迷失，而成了叙述的前提和想象的基石。人们以为远走了的一切，在她笔下复活并发出异彩，不管她描绘的从表面看是什么，她在摩登或过时之外攫取的都是生活和人性的逻辑。不是纯粹的萨迦或小说，也不单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难怪有人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是拉格洛夫的独门绝活，它不一定完美，但这一具有特殊形式和内容的作品，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不能复制。 百年后并不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许也还要眺望拉格洛夫的背影，感叹先鞭更有早行人。 “萨迦”一词日后多少成了拉格洛夫的一个标签；而后来由于《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不少国家的人们又给她贴上童话作家的标签。她远不只是童话作家，只不过，她的书写充满童话和传奇色彩，而神话的闪光和现实的锋芒交相辉映。 在欧洲的文学苍穹下 冰岛的萨迦不是小说的惟一源泉，甚至瑞典的贝尔曼和芬兰的鲁内贝里也不是。从这部小说里能看到欧洲文学和艺术对作家多方面的影响。拉格洛夫浸淫于欧洲文学传统，在庄园图书室里阅读了不少文学著作。早就有研究指出这部处女作和歌德的《浮士德》的联系。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自不必提，更重要的是浮士德的那句话：“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安徒生和易卜生作品的启发，看到流浪汉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影响，看到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子。另一个养料是《圣经》。作为教师，拉格洛夫的授课科目之一便是《圣经》，而一出生就被灌输了新教信仰的她，对《圣经》耳熟能详，能把《圣经》典故和自己的故事无缝对接。她也熟悉希腊、罗马和北欧神话，作品中诸神都在，包括12位侠士，普通衣着下也无法掩藏内在的神采。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也滋养了很多文学大家，托马斯·曼曾饶有兴致地阅读这部萨迦。拉格洛夫曾向当时已移居意大利的瑞典前辈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讨教写作经验，对方在1892年读到作品，盛赞其中的诗意、力量与独特，鼓励拉格洛夫将其改编为戏剧。拉格洛夫也影响了大批之后的北欧作家，包括《走出非洲》的作者卡伦· 布里克森，甚至今日的瑞典学院院士、作家夏斯汀·埃克曼等，埃克曼在自然中寻求永恒性，和拉格洛夫对浪漫与理想的眷恋如出一辙。 不过时的讯息 韦姆兰这片土地上，几无一人生活顺畅，变故会发生在瞬息之间。熊、狼、天花、大水、干旱等是自然和生活中危险和不幸的象征。面对生的疾苦，众人以酒浇灌，我怎能独醒——这一度是牧师尤斯塔的说词。 和连绵的苦难对应的是瞬间的快乐。在故事开始的圣诞夜，尤斯塔·贝林便赞美12个侠士是12位神，将他们定性为让韦姆兰的喜悦永葆生命力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深知让心远离金子，让手远离工作。假如他们不存在，那么“舞蹈将死，夏天将死，玫瑰将死，纸牌将死，歌曲将死，这被祝福的土地会一无所有，除了铁和工厂主”。他们有蝴蝶的本能，在夏天结束前就能预感死亡的来临。蝴蝶、玫瑰、纸牌、舞蹈、音乐和夏天都指代瞬时的享受。侠士们重视快乐和领悟，与之对应的是功利和琐屑的庸常。最终尤斯塔·贝林意识到，生活的第一职责是勇气和快乐。他得出结论：“一个男人得承受生活提供的一切，带着内心的勇气和唇边的笑容；生活是残酷的，自然是残酷的；可这两者都能生成勇气和快乐，作为对抗艰难的平衡物，否则，谁也不能承受生活。”这样的快乐观和生活态度，令先前的瞬时享乐观得到升华。 同时代的男评论家认为拉格洛夫保有了孩子的眼睛和心灵，独特也不免幼稚；还称她是有脾气和原则的老小姐。然而，孩童似的眼眸和心灵比成人的更明澈、更富于创造力。惟其有了这样的眼和心，才可在萨迦的世界自由进出，直抵灵魂。这是看世界的一种特别切入点和层面，既精准又充满最天然的情绪。 老小姐的原则和脾气大约和拉格洛夫体现的道德感有关。瑞典文学教授艾芭·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几年前提及，拉格洛夫的作品似不如斯特林堡及瑟德尔贝里的更称得上是鲜活的经典。她归因为后两者主要是写恶，前者是写善，而在审美中，对恶的描写被认为处于更高层次。 虽说拉格洛夫和两位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都常见于书店，但她的文本确实不如后两者的更能成为当下话题。斯特林堡的《父亲》、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都还经常上演，但其鲜活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牵涉到“婚姻中男女力量的较量”、“肉体的不满和灵魂的悲哀”、“他人即地狱”等在当今也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比起单单写恶，写出人在善恶间摇摆的作品会更耐人寻味。 拉格洛夫的这部萨迦写到不少恶行，更劝恶扬善，表现出明确的善恶观，这也是她作品中的常态。她相信，快乐和美好要历经艰难，人必须也能够肩负社会发展的责任，她怀抱谦卑的人类之爱，对人性之光明满怀信任。然而，不同时代对恶的定义不同，能传达善恶矛盾性的作品在善恶边缘日益模糊的当今或许有更高的被接受度。从这点看，拉格洛夫的萨迦在道德层面表现较单一。另一方面， 对美好的信念虽与当下时风渐行渐远，却与她热爱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紧紧相连。当今读者或也会发出惊叹：这些人怎会如此，竟不计后果，不为自己考虑吗？而我们不会，我们都有“自我”冷眼旁观，理性会粉碎激情和理想。 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是否过时，人各有看法，但吹开浮尘，就能立刻看到文本的璀璨。拉格洛夫有关人性、和平、正义的信息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永不过时。她有对人性的洞察，而她对人性光明面的信念与其说有道德说教的乏味，不如说荡气回肠、情深意切。 松而不散的结构与魔幻的描写 小说结构的松弛偶为人诟病，从创作过程看，松弛是先天形成的，本是对单篇创作的串联。但全书有整体构架，先是对少校夫人的背叛，再是风暴下的混乱，然后是秩序的重建，许多细节前后呼应，严丝合缝。 在略显松弛的表面下，更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倾泻，蓄积已久的故事和新鲜独特的想象一起涌出笔端，充满诗意、智慧和激情。而想象的巨蜂如何钻入现实的蜂窝，这是作家清醒意识到的问题，也是她技艺的精妙所在。从在斯德哥尔摩街头感受灵感的一刻起，拉格洛夫就沉浸在浪漫感性的氛围里，这部萨迦整体上也弥漫着这一氛围。每个单篇都有诗意人物，都介乎传说和真实之间，这贯穿始终的基调起到了红线作用，而其中的诗意分不清是韦姆兰的、拉格洛夫的，还是尤斯塔·贝林这位诗人的，这三者又密不可分。尤斯塔·贝林作为贯穿萨迦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分担了红线之责任；说故事的“我”也有贡献。 拉格洛夫挥动描述魔棒，在每个章节将读者轻松引入，看到新登台人物的命运。摹写充满现场感和冷峻的幽默，比如对死神的描写，写他进门前的忐忑，被上尉夫人款待时孩童般的欣喜，看到死者家属热泪后的寒战——死神的欣喜和寒战怎不让人震撼，而对死神内心活动的呈现于反映人心具有强大冲击力。 一片长湖，一组群像 这部作品常被称为史诗，支柱便是少校夫人和尤斯塔·贝林，对应女性和男性、年老和年轻、旧的力量和新的希望。但作品重点不在于塑造通常意义上的丰满人物形象，作者笔墨并未集中于对一两个主角的深入刻画。虽然如此，在勾勒群像时，拉格洛夫善于抓住精华部分，观察深邃，展现了伟大和脆弱，呈现出最丰富的灵魂。有人认为，她后来的小说《耶路撒冷》中的人物比处女作中的丰满。这不无道理，处女作未必有圆熟期作品的炉火纯青，不过，它有无可复制的新鲜与活力。同时，这部处女作未必有意要刻画一两个人的生的哀愁、心的纠葛、性格的发展和命运的起伏，而是一部群戏，是一群人演绎一段波澜壮阔的时空。美丽女性也好，英雄侠士也罢，还有魔鬼和死神，都是萨迦存在的见证及萨迦显现面目的媒介，换言之，孕育了萨迦的韦姆兰大地、芦汶长湖才是真正的主人公，是长湖两岸的精神需要通过一组群像复活。书的原题《尤斯塔·贝林，那个诗人》也像一个暗示：诗人的存在是为见证和书写这大地上的苦难和幸福、堕落和奋斗、丑陋和美丽、仇恨和情爱、罪过和救赎、诅咒和谅解。 喜欢爱情故事的读者或仓促地以为，小说写的是芦汶湖边的唐璜一次次和美丽女性坠入情网的故事。爱情故事不过是书中微小的部分和表象。对尤斯塔·贝林和女性关系的描写较为抽象，发乎情止乎礼，被认为是作家当时不曾有恋爱体验所致。即便如此，这部分内容也常给人深深震动，只是这震动不是来自恋爱男女本身，而是来自于更大更深的土壤——人生的悲欢。和青年男女青涩的爱恋相比，老年男女对爱的审视显得厚重，比如，埃克比的牧师碰到了40年后颠簸千里来见他最后一面的情人，看见她的脸庞从20岁到60岁，又从60岁到20岁；一个对爱情始终不屑，惟恐避之不及的老姑娘坠入纯洁的单相思，认为痛苦的爱好过不爱；老战士和老英雄终于决定向爱慕已久的老伯爵夫人求婚，却因看清这贵妇灵魂的丑陋，将感情扔进燃烧的篝火。 此外，辛特拉姆到底是魔鬼、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还是普通人?在其他疑团被一一厘清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明确解答。这恐怕不是疏忽，而是人生、所以也是这则萨迦不可或缺的无解之问，就连维吉尔和但丁也不曾完全解答。 该书出版时拉格洛夫不过三十出头，她却像饱经人生幻变，传达出强烈的人间爱——血液在血管中结冰或沸腾，韦姆兰这个冰一样的世界里，有火一样的情。作品中有些道德的颂扬让人担心说教；有些神迹的显现会被看作迷信——其实，除了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如说是寓言和象征；还有接二连三的感叹未必符合一些人的抒情习惯。然而，它依然是一部极富个性和才华的作品，小小瑕疵也浑然一体，不可或缺——一副完美的脸庞并不动人。阅读这部书可带着文学史眼光，带着心理分析、女权主义、文学社会学的眼光，这正是作品优秀之体现。这部著作被认为比她圆熟期的作品《耶路撒冷》更鲜活、更独特，在瑞典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探讨拉格洛夫，探讨瑞典和欧洲文学史时都无法绕过。 1914年，拉格洛夫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第一位女院士。她用此前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购回父亲的庄园，作为夏天的居所；1921至1923年间，将庄园增建出今日之模样，她定居在那里直至1940年离世。 *萨迦，英文名称：saga，意为“话语”，北欧人用文字记载的古代民间口传故事，包括神话和历史传奇，对北欧和西方文学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