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陳廣宏 侯榮川 本書是繼《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之後，我們所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明詩話新編”的又一階段性成果，旨在萃集明人詩話之精要，以為明代詩學研究之助。故在深入探察現存明人詩話文獻基礎上，依據其在文學批評史、文體史上所具之價值以及對後世同類著述的影響，自所搜得二百三十餘種明人詩話中，擇取五十種要籍，彙為一編。庶幾與《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相互補充，各有側重地呈現明人詩學文獻的最新整理文本。 一 就選目而言，這五十種詩話是我們在對明詩話之體式特徵及其發展演變階段等作出全面梳理基礎上剖判而得；然亦應該説，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原為明清以來的積澱，在明詩話的接受史上，這些作品有不少本身即已經歷了經典化的過程。 隨著詩話的摘録彙編或叢鈔叢刻蔚為風氣，大抵自明萬曆以來，對於本朝論詩著述的述引與彙輯亦日夥。既有如楊春先編《詩話隨钞》、周子文輯《藝藪談宗》等以當代為主的叢鈔彙輯，亦有諸如茅一相纂《欣賞詩法》、蔣一葵輯《詩評》、王述古編《詩筌》、佚名輯《詩家集法》以及趙籲俊編《藝海瀝液》、高奭輯《豔雪齋詩評》等通代之編。集其所引録，已可排比出李東陽、徐禎卿、楊慎、都穆、皇甫汸、王世貞、何良俊、謝榛、王世懋、胡應麟等諸家所論備受關注。相對完整的叢編叢刊本，一方面有如屠本畯編刊之《詩言五至》，擇取古今詩話中至為精當者五種——那顯示明中期以來人們對於理論品格甚而精嚴體系的追求，《詩品》、《滄浪詩話》外，明居其三：《談藝録》、《解頤新語》、《藝苑巵言》（限於篇幅，後二種仍為摘録）。另一方面則有更為廣譜的呈現：如陶珽刊《説郛續》，所收明人詩話著述，剔除誤收宋人一種，計二十種[1]；稽留山樵編《古今詩話》，所刊明人詩話計二十種[2]。至於胡文焕校刻《詩法統宗》，偏於詩法一端，收録相關著述如徐禎卿《談藝録》、佚名《詩文要式》、佚名《詩家集法》（胡文焕訂補）及題李攀龍《詩學事類》、《韻學事類》等，惟頗有有目無書者。 清代的詩話叢書於明人詩話亦有收録，如朱琰纂《學詩津逮》八種中有《談藝録》、《藝圃擷餘》；編者不詳《詩學叢書》有《麓堂詩話》、《詩藪》等。何文焕編《歷代詩話》，計收録《談藝録》、《藝圃擷餘》、《存餘堂詩話》、《夷白齋詩話》四種；王啟原編《談藝珠叢》，計收録《麓堂詩話》、《談藝録》、《藝苑巵言》、《詩家直説》、《藝圃擷餘》五種。丁福保纂《歷代詩話續編》，計收録《升庵詩話》、《藝苑巵言》、《國雅品》、《四溟詩話》、《歸田詩話》、《逸老堂詩話》、《南濠詩話》、《麓堂詩話》、《詩鏡總論》九種。顯然，經過歲月的淘洗，一個明詩話要目的輪廓已漸次形成。 詩話的整理與研究進入現代人文學科視野，大抵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之事，伴隨著中國詩學、中國文學批評體系的建立。受西方相關詩學觀念的影響，我們看到，對於理論性的强調，使得這個時代的學者往往將某種有條理、成一家之言的詩論視作詩話的代表。直至今天，如郭紹虞先生所定義的，“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的著作”[3]，仍為學界視作常識。於是，起步相對較晚之明詩話的整理與出版，除了像《歷代詩話》（中華書局，一九八一）、《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這樣的彙編之作所録，各種單行的校理基本上集中於如下數家所著：胡應麟《詩藪》（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許學夷《詩源辯體》（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楊慎《升庵詩話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升庵詩話新箋證》（中華書局，二〇〇八），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九），謝榛《四溟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詩家直説箋注》（齊魯書社，一九八七），王世貞《藝苑巵言校注》（齊魯書社，一九九二）、《藝苑巵言》（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五）等。據前已可見，這些詩論確可以説是公認的明人詩話的重要之選，並且，其整理者結合現代學術訓練，無疑在相關研究與普及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有不少堪稱深度整理的精湛之作。不過，這一系列著述質性的單一及其可能帶來的遮蔽亦顯而易見，特別是在吴文治《明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周維德《全明詩話》（齊魯書社，二〇〇五）以及張健《珍本明詩話五種》（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等作出現之前，明詩話整體格局及其間豐富多樣的形態顯然難以獲得充分展現。 我們此編的一個宗旨，是希望在將詩話視作一種整體存在的前提下擇其精要，按照歷史展開的方式，具體而微地把握各類詩學文獻在明詩話發展脈絡中的位置及其價值序列。因此，衡諸上述明清以來明詩話的接受狀況，一個值得大力拓展的空間是詩法類的著述。這類著述承宋元發展而來，乃為滿足更廣的社會階層對於詩歌創作、鑒賞的日用消費之需，在當時實具有相當大的市場，在廣義詩話中所占的份額亦不小。然或許因其“通俗詩學”的性質，在經典化過程中多少受到忽視。我們這次所收録，如《傅與礪詩法》、《西江詩法》、《新編名賢詩法》、《詩法》，均為明代早期纂輯刊行的詩法彙編著作，不僅本身保存了元人詩法文本，且明代中後期的衆多詩法著述基本上即據此數種詩法彙編重新變换組合而成，是推原明人詩學建構來歷不可或缺的文獻。又如正統間周敘編《詩學梯航》、嘉靖間梁橋纂成之《冰川詩式》，各立頗具系統性的格目門類，以示詩歌作法之進階，顯然為集成之作。我們可循此追溯南宋以來如《詩人玉屑》等詩法彙編著述的沿革，發現明人與之共享的框架和認識上獨得的進展及貢獻。至如《詞府靈蛇》、《詞府靈蛇二集》，雖明顯為商業出版物，然頗體現晚明書坊的編刊特點。不僅如此，這類屬“通俗詩學”的詩法彙編著作，與那種追求理論品格甚而精嚴體系的詩論實際是互為語境的，它們作為一種基底或土壤，大抵規定了士大夫文人在詩壇應對的面向，對於其所構建的詩學價值基準及種種詩學規制，亦有諸多潛在的影響。《全明詩話》與《明詩話全編》皆據臺灣廣文書局影印《古今詩話續編》本，僅收《詞府靈蛇二集》，我們則首次據國圖藏天啟年間金陵唐建元刻朱墨套印本，將《詞府靈蛇》一併整理出來。 鑒於狹義詩話與生俱來的基本質性，即便是在詩學論著的理論性、系統性有突出發展的明代，記敍逸聞軼事以資閒談一類仍為大宗。從體式上説，如瞿佑《歸田詩話》是明代第一種以“詩話”命名的作品，無論所敘内容抑或風格，皆可謂以《六一詩話》為借鑒之典範。然細辨之，其一半以上的篇幅已著力於詩之論評，敘述上具頗為强烈的主觀色彩；而釐為上中下三卷，每卷四十則，較《六一詩話》整飭而富有條理，其所顯示的文體演進趨勢，已可窺一斑。對於那些看上去無甚理論色彩的記敘作品，無論屬詩話抑或詩評，至少其作者作為親歷或聞見者，録存與詩歌創作、品鑒相關的人事，包括如文徵明在《南濠居士詩話序》所説的“玄辭冷語”，皆有其重要的史料與文本價值。因此，我們注意到，如朱孟震《玉笥詩談》，所紀多作者鄉里江西相關之詩談及官南京時青溪詩社社友事，皆其見聞所及。王兆雲嘗撰《皇明詞林人物考》十二卷補遺一卷，於明代詞林人物掌故實甚稔熟，其《揮麈詩話》便以記述本朝詩人軼事為主，且多及於山野不遇之士。李日華博洽多聞，精書畫之藝，交遊亦廣，其《恬致堂詩話》即多紀書畫名家之詩作逸事及所與交游江浙詩人之故實。他如雷燮《南谷詩話》，紀人紀事亦皆以作者所自經歷或鄉人、友朋為主；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尤其外篇及雜篇所紀，多捃摭宋元以來至當代閩中詩人之佳句遺事，皆足資文獻之徵。 至於在現當代一支獨大的以系統性理論品格為特色的詩論，其實也還有迄今未引起研究者足夠重視而值得進一步深入整理研究者。馮復京《説詩補遺》系作者盡“一生目力”撰成，首置總論，分述詩體、詩格、詩思、詩韻、詩病，其後七卷梳理自上古至唐詩體的發展流變，力辨格調、才情，以重振復古之幟，乃晚明詩學精拔之一家，然直至近來纔有周興陸教授撰文闡發其價值[4]。而該詩話的整理，在具體處理過録本勾塗刪改上，又有須特別注意的地方。《明詩話全編》全用原文，不理會改動之處，《全明詩話》則全用改後文字，以致兩個整理本有較大差異，幾似兩種版本。又如譚浚《説詩》，計分十六類二百九十八門，無論述詩之作用、風格、聲對、體式，乃或考究詩之源流，品評歷代詩人詩作，皆顯示較强的系統性。此兩種詩話，《全明詩話》與《明詩話全編》皆已收録，然顯然尚未獲得學界應有的關注。 二 從上述選目的相關梳理，我們其實已可感受到明人詩話的複雜性及其多樣形態。為了有效地展示這一真實面貌，並在一種動態演變的脈絡中把握其特質，本編嘗試將所選五十種要籍，據其體類分為“詩話”、“詩法”和“詩評”三卷。其中詩話卷十八種，基本以其命名而定；詩法卷八種，詩評卷二十四種，各以其內容體式酌定。每種體類之下，再以成書時間為序編排。 這樣的分類編排，大抵依據詩話體類自身的演變以及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認知。我們知道，詩話在宋代產生之初，人們對其質性的認識主要體現在“集以資閒談”、“博見聞”，故宋人的目録學著作，頗有將之歸入“小説類”者，如紹興間改定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衢本《郡齋讀書志》；或如《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部分詩話入“小説類”，部分詩話入“文史類”[5]。直至清代，四庫館臣仍以所謂“體兼説部”來界定《六一詩話》一系的著作，尚可見此種基因之遺存。而以衢本《郡齋讀書志》為例，如《文心雕龍》、《修文要訣》、《韓柳文章譜》及《金針詩格》、《李公詩苑類格》、《天廚禁臠》等一衆詩文格式著作置於“文説類”，則可印證詩話在產生之初的歸屬，原與此類論示詩文技法的著述有異。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詩話本身的職能有了很大拓展，如《唐宋分門名賢詩話》、《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等詩話彙編所體現的，實已包含《彥周詩話》所標舉的“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録異事、正訛誤”等諸多内容。於是，詩話的發展，在總體上呈現由記事為主向論詩、品評充擴轉變態勢的同時，各體類之間往往趨於交錯混融，人們對於詩話性質、定義的認識亦更為複雜。 至明代，人們一方面或通過逐步上溯詩話之源，不斷突破其成立之初的狹義邊界，如顧起元《芸林詩話序》云：“昔鍾參軍有《詩品》，僧皎然有《詩式》，其於掎摭利病，標示軌度，可謂具矣。”[6]將詩話之典範溯至《詩品》、《詩式》。胡應麟亦因而將李嗣真《詩品》、王昌齡《詩格》、皎然《詩式》、《詩評》等二十種唐人詩格詩式著作視作“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並謂“近人見宋世詩評最盛，以為唐無詩話者，非也”[7]，皆反映出明人越來越將詩話泛化為廣義論詩之文體的觀念特點。體現於公私藏書目，亦已有不少書目文獻單獨將“詩話”從“文史”或“詩文評”中析出，作為獨立的一大類目，如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