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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刚 摘要：从文章的功能类别即“文类”而言，八股文可以说是经义的别名或俗称，但从行文体式而言，八股可以视为一种“文体”，简单地说，乃是扇对修辞法被体制化的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偶，扇对的文例出现甚早，自汉赋以来，在赋、诗、文中都不少见，唐代律赋所讲究的六种“隔”（隔句对），诗中的“扇对格”，以及宋四六之多用扇对，乃至北宋经义惯用扇对破题，都展示了汉语写作者对于此种修辞法的爱好。不过在诗和四六中，扇对始终只是修辞性因素，律赋要求“以隔为身体”，可以说开始向体制性因素转化了。但这样的扇对，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归入六“隔”中的“密隔”一类，或比“密隔”稍稍加长，还不具备八股文中两比的规模。元丰五年（1082）状元黄裳的《演山集》中，有十二篇经义，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最早一批北宋科举经义文，开始包含达到两比规模的“大扇对”，其功能是以基本对称的两幅展开议论，而这样的展开方式，显然与破题的扇对相关。破题从题面中抓取两个要素，或剖析为两个方面来组织扇对，引出了后文以两幅“大扇对”分论此两要素（或两方面）的展开方式。这种“大扇对”的体制化，才是八股文的成型。 关键词：文体 修 扇对 密隔 八股 一、缘起 “八股文”被看作“经义”（或曰“制义”、“制艺”等）的俗称，但这两种命名的视角并不一样。经义与制诰、章表、奏议、碑志、记传、序跋、书牍等名称一样，是按文章的不同功能或者使用场合来命名的文章类别；而八股文这一名称，关注的是其行文的体式特征，即文中包含四组长对，与此相似的从体式特征来命名的，还有七、连珠、骈文，以及与骈文相对的“古文”（虽然“古”这个字包含了某种观念，但从体式而论，“古文”其实就是不“骈”之文）。以上这些名称，我们大致都视为“文体”，并从“文体学”上加以研究，但它们实是以不同视角对文章加以分类的结果，所以呈现出互涉的关系，比如用古文或骈文都可以写作奏议、碑志等，而经义与八股文在很长时期内便成为同一类文章的不同名称。笔者个人的意见，是把前一组按功能分类的名称叫作“文类”[1]，而把后一组按行文体式特征命名的叫作“文体”，以示区别。每一种“文类”和“文体”的形成，在历史上都有具体的源流可考，它们都是“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但比较而言，“文类”往往因实际应用的需要而生，并非文学追求的产物，而“文体”却与纯粹的文学性因素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何以言之？一方面，根据行文的体式特征，除了对“文”的各种体制分类外，还可以在更大视野内对诗、文、赋乃至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作出有效的区分，有利于在“文体学”的各个层面建立统一的分体标准。另一方面，文章的体式特征大抵是从某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段发展而来，比如骈文，就是把“对偶”这一修辞手段发展为通篇行文的基本体式，是这一修辞手段的体制化。连珠是一种特殊的骈文，七可以说是排比手法的定型化。与此相似的从修辞手法发展而来的“文体”，还有《文心雕龙》所列的“谐隐”等。那么八股文呢？它比骈文更进一步，是把长对子即“扇对”体制化了。前人追溯八股文的源流，总会指出北宋的科举经义是其雏形，而对此经义进行研究。这实际上是从“文类”的角度进行追溯，若从“文体”角度来探讨，则还须清理出“扇对”如何从修辞手段演变为文章体制的过程，本文即拟作此清理。必须说明的是，除了扇对外，八股文还有另外一些体式上的特征，比如全文要以“破题”、“承题”等几个部分组成，但本文只探讨扇对的问题。 二、赋中“隔句对” 从八股文探源的角度对前代文章使用扇对现象加以关注的，以钱锺书先生所论较为著名，其《管锥编》有云： 《羽猎赋》：“徽车轻武，鸿絧緁猎，殷殷轸轸，被陵缘坂，穷夐极远者，相与列乎髙原之上；羽骑营营，昈分殊事，缤纷往来，轠轳不绝，若光若灭者，布乎青林之下。”按对偶甚长，几似八股文中两比。左思《吴都赋》加厉焉……不独词赋，文亦有之。如仲长统《昌言》下：“和神气，惩思虑，避风湿，节饮食，适嗜欲，此寿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则针石汤药之所去也；肃礼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义，敬天地，恪宗庙，此吉祥之术也，不幸而有灾，则克己责躬之所复也。”《颜氏家训·兄弟》篇：“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隋书·孝义传》：“若乃绾银黄，列钟鼎，立于朝廷之间，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轻生蹈节者，则盖寡焉；积龟贝，实仓廪，居于闾巷之内，非一家也，其悦礼敦诗、守死善道者，则又鲜焉。”纯乎八股机调，唐人骈体中甚多。[2] 钱先生所引例证，以汉赋为首，从赋扩展至文。在1933年所作《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中，他认为汉赋大量使用对偶，为骈体形成之渐[3]。从修辞上说，扇对是一种拉长了的对偶，汉赋作者既喜对偶，则偶然逞才而出现长幅的扇对，也并不奇怪。 后世的赋中，也常出现一些长对，钱先生所引左思《吴都赋》的一例甚长，比较极端，一般情况下，超过骈文四六“隔句对”的长度者，便可视为扇对了，如陆机《文赋》有云： 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孙绰《游天台山赋》有云： 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 像这样长度的对偶，在赋和骈文中更为多见。唐人总结写作技法时，似乎仍将此归入“隔句对”，如佚名《赋谱》所释： 隔句对者，其辞云隔，体有六：轻、重、疏、密、平、杂。轻隔者，如上有四字，下六字，若“气将道志，五色发以成文；化尽欢心，百兽舞而叶曲”之类也。重隔，上六下四，如“化轻裾于五色，独认罗衣；变纤手于一拳，以迷纨质”之类是也。疏隔，上三，下不限多少。……密隔，上五已上，下六已上字。……平隔者，上下或四或五字等。……杂隔者，或上四，下五、七、八；或下四，上亦五、七、八字。……此六隔皆为文之要，堪常用。 凡赋以隔为身体……身体在中而肥健。[4] “隔句对”的每一联由两句构成，一联之中上句四字、下句六字的叫“轻隔”，反过来上句六字、下句四字的叫“重隔”，这是最常见的四六隔句对。上句三字、下句字数随意的叫“疏隔”，上句多于五字、下句多于六字的叫“密隔”。对照之下，上文所举《文赋》《游天台山赋》的那种例子，似乎勉强可以归入“密隔”。此外上下句字数相同的叫“平隔”，字数不同但有一个四字句（另一个不是六字句）的叫“杂隔”。 值得注意的是，《赋谱》指出这六种“隔”是“为文之要，堪常用”，而且“隔句对”的使用对于一篇赋来说非常重要，被比喻为赋的“身体”，所谓“身体在中而肥健”，如不使用，就不够充实，显得单薄了。可想而知，《赋谱》把“隔句对”如此烦琐地分类，也正因为它在写作实践中非常重要。只有频繁使用的东西，才需要仔细分类。唐人科举考试用律赋，《赋谱》之作，应该主要针对律赋，而隔句对既被视为其“身体”，当然必须讲究。从追求“肥健”的角度说，六“隔”之中要以“密隔”最为“肥健”了。虽然“隔”都被描述为两句一联，但在不使用标点符号的情况下，“密隔”似乎可以包容更长一些的扇对。那么，以“密隔”的名义被律赋使用的扇对，就从纯粹的修辞性因素逐渐向体制性因素过渡，参与构成赋的“身体”。 当然，《赋谱》未出现“扇对”这一名称，据笔者所知，这个名称原本是用来论诗的。 三、诗中“扇对格” 出现在诗中的“扇对”修辞法，与“隔句对”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一般的对偶是一句对一句，“扇对”就是两句对两句。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云： 诗有扇对格：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5] 早于此的上官仪《笔札华梁》论“属对”，就称之为“隔句对”： 隔句对者，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句对。如此之类，名为隔句对。诗曰：“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兰。今朝逾岭易，抱笑入长安。”又曰：“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悲亦空叹，朝朝君未归。”[6] 此外，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东卷列“二十九种对”，亦有“隔句对”。而宋人严羽论“扇对”则云： 有扇对，又谓之隔句对，如郑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无；今日还思锦城事，雪消花谢梦何如”是也。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7] 这便直接说出“扇对”就是“隔句对”了。 诗歌用扇对，起源当然也很早，一般都会追溯到《诗经·采薇》开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唐人诗格中专列“扇对格”，则说明它作为对偶的一种被承认。但在诗歌领域，扇对始终只是修辞手段，既未标举出一种专用扇对的诗体，扇对的规模也局限于两句对两句。规模发展到三句以上，并走向体制化，只能在赋和文章中。 四、宋四六的写作特征 作为特殊对偶的扇对法，以“密隔”的名义被律赋使用为“身体”，而大量借鉴辞赋写法的骈文，既是对偶法的体制化，自然也不会排除扇对法的使用，钱先生已指出“唐人骈体中甚多”，不烦例举。随着唐宋“古文运动”的展开，主流文体从骈文逐渐转为“古文”，但制诰、章表等某些文类仍保持骈体，通常被我们称为“宋四六”。而这“宋四六”的写作特征之一，就是较多地使用扇对。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云：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类俳语可鄙。欧阳公深嫉之……如公之四六云：“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俳语为之一变。至苏东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8] “四六”顾名思义大抵是“谨四字、六字律令”的，但欧、苏等名家则以长联洗涤之，造成新风。若以唐人《赋谱》所列六“隔”衡之，“谨四字、六字律令”的不是“轻隔”就是“重隔”，而这里引用的欧公一联，可算“密隔”，东坡的二联可算“平隔”和“杂隔”。北宋文章的另一名家王安石，所作四六中也多见类似的长联，略举数例： 周勃、霍光之于汉，能定策而终以致疑；姚崇、宋璟之于唐，善致理而未尝遭变。[9] 臣闻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学术，而居宠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实，而听言无恻怛之意。[10] 百姓以安平无事之时，而未免流离饿殍；四夷以衰弱仅存之势，而犹能跋扈飞扬。[11] 像这样的长联，勉强仍可算作“密隔”。总体而言，宋四六虽以多用扇对为特征，但一般情况下，也就限于这样的长度，比起严谨的四六隔句对来，显得自由奔放，或者多一番曲折，却也不至于太长，离八股文的两比，还有较大的距离。 其实，无论是赋还是骈文所使用的扇对，达到像钱锺书先生所举“几似八股文中两比”那样长度的，毕竟尚属偶见，绝大多数是可以视为“密隔”一类的。在笔者看来，认为从这类“密隔”型的扇对可以直接发展出“八股机调”，可能是过于简单的设想，并不十分符合史实。毕竟，八股文的雏形即北宋的经义，与制诰、章表等使用四六骈体的文类不同，作为议论性的文类，在“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应该是使用“古文”体式来写作的。也就是说，扇对在宋四六中，基本上仍是修辞性因素，并未明显地呈露向体制化发展的趋势。不过，通过对北宋经义的考察，我们却也发现，宋人对“密隔”型扇对的纯熟使用，仍然对扇对的体制化即“八股机调”的发生起到了特别的作用，下文详之。 五、经义中的“大扇对” 我们知道，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赋，以经义、策论取代之。其中的经义，主要是从王氏主持修订的《三经新义》中割句为题，按《三经新义》和《字说》的解释系统，撰写一篇议论文。这跟明代以来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割句为题，按朱子学的解释系统撰写的“八股文”，模式基本一致。不仅如此，现在看来，“八股文”使用长幅扇对的体制性特征，在北宋经义中也已大致形成，如晁说之在元符三年（1100）奏议中就说，经义的盛行造成了堪忧的局面： 今之学者，三经义外无义理，扇对外无文章。[12] 晁说之是旧党，对新党以经义试士的科举政策持反对态度，所以批判得比较激烈，但他对经义的总体印象，估计离事实不远：其观点都依从《三经新义》，其行文则多用扇对。也许“扇对外无文章”的说法有些夸张，但扇对已不再是偶或用之的修辞手段，而到达了体制化的程度，是不难想见的。 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四》云： 王安石谈经，未至悖理，然人情不顺者，尽罢诗赋故也。辟雍太学既并设，答义者日竞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为俪偶。隆兴初有对《易》义破题云：“天地有自然之文，圣人法之以为出治之本；阴阳有不息之用，圣人体之以收必治之功。”主司大称赞，以为得太平文体，擢为第一。主司所谓太平，则崇观宣政时也。[13] 这里说的崇宁、大观、宣和、政和时期的“太平文体”，当然就指新党主政时期的经义体，其开头部分即所谓“破题”，大抵使用四句对偶。这种对偶，实际上也就是前文所说“密隔”型的扇对，唐代的律赋就“以隔为身体”，宋四六中亦多见，而大致也用于文章中间，未胶固于确定的部位。北宋的经义则几乎固定地使用在开头“破题”的部位，显然是体制化的加强。 每篇经义都要用这样的扇对开头，固然是一种文弊，不过仅仅如此，应该还不至于被晁说之攻击为“扇对外无文章”。那么北宋经义的行文特征究竟如何呢？这一点，目前学界其实还没有很确切的把握，因为我们掌握的北宋经义之文并不多[14]。笔者很幸运地发现，元丰五年（1082）状元黄裳的《演山集》卷三十八到四十，有六篇《周礼义》、六篇《论语孟子义》，共十二篇，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最早一批北宋科举经义文了。而且，黄裳既然在新党主政时期获中状元，必是写作经义的高手，所以这一批经义还颇具代表性。 不难发现，“破题”部分使用扇对的写法，在黄裳的十二篇经义中尚未成为固定格式，但这种倾向已经呈露。下面列出使用扇对的各篇破题： 《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六行，人之德性所有者也；六艺，人之才性所有者也。” 《官刑上能纠职》：“吏以德称位有三，曰善曰钦曰正，而钦正者善之类也；吏以能称职有三，曰能曰法曰辨，而法辨者能之类也。” 《辨庙祧之昭穆》：“社稷报物利也，宜其所居而右之，有成其物之意焉；宗庙报亲恩也，宜其所居而左之，有生其亲之意焉。”[15] 《王功曰勋》：“有王佐之学，则能收王佐之功；有内圣之德，则能建外王之业。然而内圣之德，资于王佐之学而后至；外王之业，资于王佐之功而后成。”[16] 《有德必有言》：“自得之谓德，然而君子不忘其接物而有应焉，故必有言；自爱之谓仁，然而君子不忘其成物而有义焉，故必有勇。”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一人之才足以为善矣，合十人之才，则一人有所不能胜矣，何则？十人之才，非一人之所能至也；十人之才足以为善矣，合百人之才，则十人之才有所不能胜矣，何则？百人之才，非十人所能及也。” 《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与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诸人，所以絜己。”[17] 可见多数篇目的破题使用了扇对，其它几篇虽不使用扇对，大致也倾向于较为整齐的句式。考察这些扇对的性质，像《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篇的开头特别长，称之为“两比”也无妨了，但多数仍可归属“密隔”，或者比通常的“密隔”稍长一些。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扇对的表达内容为议论，而议论又针对题目而发，往往抓出题目中的两个要素，或者以“一分为二”式的思路剖析出两个方面，来组织对偶。这样一来，其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光是破题使用扇对的写法自身走向格式化，而且也意味着后文的展开，仍可分论这两种要素或两个方面（当然题目特殊时，要素或方面也可能在两个以上），于是行文上就出现了平行的两幅。比如《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一篇，先从题中抓出“行”和“艺”两种要素，组织破题的对句：“六行，人之德性所有者也；六艺，人之才性所有者也。”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样两幅分论： 自其德行而充之，以知致仁，以仁致圣，高明之德也；以义致忠，以忠致和，中庸之德也。以性立德，以德制行。以孝事其父母，然后能以友事其兄弟；以睦善其内亲，然后能以姻善其外亲；以信任其朋友，然后能以仁恤其乡党。睦姻之于孝类也，而孝生于上德之仁；任恤之于友类也，而友生于中德之义。 自其才性而充之，以礼得中，其性正矣；以乐得和，其情正矣。然后射足以观德，御足以观智，书足以探心，数足以究物。 两幅分论之后，仍以扇对小结之： 贤愚贵贱，其性之根皆有是德，其德皆有是行；其性之干皆有是才，其才皆有是艺。 破题既拈出了题中的两个要素，则接下来两幅分论，然后加以小结，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写法。在这个例子里，因为分论的两幅长短不一，句式不对称，故不形成两比，但从构思上讲，实在是两比的机调。如果类似的写法经常被采用，只要在句式上下点功夫，使其长短对称，两比便呼之欲出。此文的后面还有如下两小段： 书之不得其详，不足以考，故钦敏任恤者闾胥书之，孝友睦姻有学者族师书之，德行道艺者党正书之，所书者寡，所察者详故也。 考之不得其实，不足以兴，故行艺者州长考而劝之，过恶者州长纠而戒之，所劝者广，所励者众故也。 这两小段就已接近两比了。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王功曰勋》一篇中： 王功天功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兴事造业，成之以道，故民无得而称焉。周南王者之风，圣人之事，未尝言功，以其上达，则不可得而言故也。周之臣惟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系之以周南，固其义也。 国功人功也，非天之所为也。兴事造业，成之以力，故民得而称焉。召南诸侯之风，贤人之事也，未尝不言功。是故鹊巢则言积功累行以致爵位，羔羊则言鹊巢之功致，系之于召公，固其义也。 较诸上例，这两段的长度尤为接近，唯句式并不完全对称。然而《辨庙祧之昭穆》中则有： 合食于太祖，礼之尚亲而主爱者也，以情先焉。爓熟，物之近于人情者也。不近于人情，非礼之宜也，不足以致爱焉。故祫主于馈食。 审谛昭穆，礼之尚尊而主钦者也[18]，以意先焉。血腥，礼之远于人情者也。不远于人情，非礼之至也，不足以致钦焉。故禘主于肆祼。 毫无疑问，这是标准的两比了！ 当然，黄裳的这些经义，还没有像后世的八股文那样规整地排列四个“两比”，只是出现了这样对称的段落。但这种段落的存在，不但足以证明北宋的科举经义确是八股文的雏形，还有助于我们考察“八股”体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一般见于唐宋辞赋、骈文以及经义破题部分的扇对，是可以归为“密隔”一类的，不甚长，但经义破题用议论性的扇对，容易引出后文以两幅分论的写法，如果这两幅在长度和句式上对称，便形成了两比。这是一种更长的扇对，宋人似乎称之为“大扇对”，如沈作喆笔记《寓简》中有云： 王履道作大扇对，颇伤粗疏。[19] 王履道名安中，有《初寮集》，为徽宗朝四六名家，但他是元符三年（1100）进士，估计亦擅长经义吧。“扇对”而加一“大”字，若指长幅的两比，则可反证，宋人心目中一般的“扇对”是并不太长的。在扇对修辞手法被体制化而形成“八股”文体的过程中，“大扇对”被习惯性地使用，该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虽然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汉赋、唐骈中就出现了可以视为“大扇对”的文例，但我以为，北宋经义以扇对破题，然后以两幅“大扇对”分论的写法，才是“八股机调”的真正形成。 六、小结 从文章的功能类别即“文类”而言，八股文可以说是经义的别名或俗称，但从行文体式而言，八股可以视为一种“文体”，简单地说，乃是扇对修辞法被体制化的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偶，扇对的文例出现甚早，在赋、诗、文中都不少见，唐代律赋所讲究的六种“隔”（隔句对），诗中的“扇对格”，以及宋四六之多用扇对，乃至北宋经义惯用扇对破题，都展示了汉语写作者对于此种修辞法的爱好。不过在诗和四六中，扇对始终只是修辞性因素，律赋要求“以隔为身体”，可以说开始向体制性因素转化了。但这样的扇对，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归入六“隔”中的“密隔”一类，或比“密隔”稍稍加长，还不具备八股文中两比的规模。达到两比规模的“大扇对”，则见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后的科举经义文中，其功能是以基本对称的两幅展开议论，而这样的展开方式，显然与破题的扇对相关。破题从题面中抓取两个要素，或剖析为两个方面来组织扇对，引出了后文以两幅“大扇对”分论此两要素（或两方面）的展开方式。这种“大扇对”的体制化，就是八股文的成型。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于扇对式的破题，还是两幅对称的“大扇对”，乃至对于经义试士的制度本身，宋代的批评家通常是持否定态度的。这自然也与新旧党争的特殊政局相关，但经义的写作体式走向八股的历史步伐不被这样的否定所阻，而仍能继续前行，则除政治原因外，也必有文章学上的理由。这就好像唐宋“古文运动”反对骈文，但并未将骈文消灭一样，汉语写作者对于对偶的迷恋是根深蒂固的，而扇对无非是拉长了的对偶。 “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韩愈在其著名的《原道》一篇中写了这样一段： 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也；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埋葬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20] 这里排比的句子，都是“因为什么，而作什么，以达到什么目的”的句型，若是由骈文家来写，完全可以组为骈偶，使句式整齐，但韩愈却展示了他“伸缩离合”的功夫，有意变化次序，或省略某个部分，通过拉长、缩短、分离、组合句子成分的办法，解骈为散，使之成为长短错综的“古文”。然而从另一角度看，骈文流行既久，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的极大影响，仍作用于韩愈的身上，他想到了“君”就一定会联想到“师”，想到了“饥”就一定联想到“寒”，想到“礼”就一定联想到“乐”，想到“政”就一定联想到“刑”……他脑子里的事物、概念总是一对一对的。这个世界已经被如此结构起来，韩愈可以解散句型，却不能解散这个世界！反过来，对偶句才是对这个世界的忠实回应。 扇对也是如此。作为对古代经典的语句加以理解，从而引发思想的议论文，经义既不能脱离经典，又须追求思想的条理贯通，所以，经典的语句形式和思想的条理性也促成了表述上的扇对化。比如朱熹注《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云：“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21]注《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云：“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22]经典的语句本身整饬，从中引出的思想也以“扇对”形式被表述出来，特别是后一例，注文几乎就构成了两比。这还不是经义文，只是注释，朱熹本无必要去做扇对，却自然写成了扇对句。只能说，这与思维方式有关，比如朱熹的名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23]，这是他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这个境界必须是以关于“物”和“心”这么一对概念的说明来表述的。与韩愈一样，朱熹的世界也是由一对一对的事物和概念结构起来的。既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那么表达上的对偶就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不光是文字形式问题，如果关于本来成对的事物和概念只说其中之一，思想上也就不成条理。很难说这样的思维方式和骈俪句式谁决定了谁，但它们似乎一定会互相选择对方。 注释： [1] 从“功能”角度研究“文体”的主张，参考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论纲》，吴承学等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3-23页。 [2]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55页。 [3]钱锺书：《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光华》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33年4月。 [4]佚名：《赋谱》，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554页。 [5]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56页。 [6]上官仪：《笔札华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8 页。 [7]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 [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4页。 [9]王安石：《贺韩魏公启》，《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 [10]王安石：《谢翰林学士表》，《王文公文集》卷十八，第206页。 [11]王安石：《辞拜相表》，《王文公文集》卷十六，第169页。 [12]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景迂生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48页。 [14]相关的研究，可参看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第六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不过，方氏主要关心经义的思想性内容，于其文体论之未详。祝氏对北宋经义加以分期考察，以苏轼为庆历嘉祐时代的代表，以张庭坚为熙丰时代的代表，以刘安节为徽宗时代的代表。按苏轼之作与新党用于科举的“经义”不同，可以不论，张庭坚乃元祐进士，所作亦不能代表熙丰经义之文体。毋宁说，南宋旧党后裔对张庭坚经义的推崇，恰恰出于对北宋新党执政时期科举经义文体的不满，故就北宋经义的总体而言，张庭坚所作非但不能为其代表，适足为其异类。 [15]以上黄裳：《演山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九。 [17]以上黄裳：《演山集》卷四十。 [18]此句“礼之”原文作“之礼”，则当属上句，笔者以意改。 [19]沈作喆：《寓简》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韩愈：《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书》第六册，第33页。 [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朱子全书》第六册，第20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BT－13－0150）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