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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人事证方》(前后集)歌诀的来源与特点 《活人事证方》(前集)与《活人事证方后集》中的歌诀，具有“类文学”形式，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文学性较为明显，可以归为诗歌。从全书验方基本皆取之于当时医书成方和民间秘方这个特征来看，这些歌诀应主要为宋代流传的作品。其中是否有刘信甫本人的创作，因为缺少文献佐证，还很难做结论。根据他“自幼习儒”后“屡摒名场”的经历，可以知道他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滋育，也应熟悉科举应试中写作诗赋的要求。故大致可以推测，这两部书中的一些近体诗除出处明确者外，其他或与刘信甫有一定的写作关联；另一些属于古体诗范围的作品，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其他可能多为寻方时抄录；尚有一些方歌类作品，则应属于那个时代民间医药界的公共知识。当然，实际情况到底是比我们想象得简单些，还是更为复杂些，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以下我们从中选择一些作品做一些探讨，大致可以看出其来源。为方便起见，只分“近体诗”与“其他”两类： (一)近体诗作品 《青娥圆》(前列第7题)：《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载：“青娥圆，治肾气虚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阳事。老人服此，颜色还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飞。此方乃赵进道于广州太守于番人处得之，久服大有神效。遂作诗一绝以纪其功，云云。”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从正在其医著中曾有“息城酒监赵进道，病腰痛”的记载[9]43，从“青娥圆”有治“腰痛，俛仰不利”来看，此方当为赵进道所藏，此诗亦为赵氏之作。虽然诗中“鱼”“虞”通押，未严格用韵，但显然这属于绝句作品。全诗写得相当灵动，“青娥不笑白髭须”一句，活用“青娥”药名，与“白髭须”老人对比，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治吹奶》(前列第13题)：吹奶，或称吹乳，即乳痈证。该书条目主要即此四句，其后只有一句说明性的话“上加乳香少许尤佳”。这是一首歌谣，但平仄格式基本符合绝句的要求。此诗已见早于刘信甫的南宋医家王璆所著《是斋百一选方》，文字基本相同，唯“一盃”作“一盏”。然“盏”为仄声，不合律。稍晚于刘氏的金代张璧《云岐子保命集论类要》中亦载此诗，四句为“妇人吹奶意如何，皂角烧灰蛤粉和。热酒一杯调八字，须用揉散笑呵呵。”首句与末句与刘信甫所录不同，不是同一来源，或有所改动。金代《张子和医药全书》在《治妇人吹奶》条下载“又方”：“以皂荚烧灰蛤粉和，热酒将来调数字，下得喉咙笑呵呵。”文字差别很大，应该也是以当时流传的医谣为基础抄录的。这说明《活人事证方》中的这首诗在南宋时代为南北医家所普遍熟知，盖非刘氏所作。 《又方接骨散》(前列第14题)：《活人事证方》卷十七《补损门》载：“治打扑伤损。半两古老钱，用火煅，醋内淬数过，入没药、乳香等，入麝香少许。每服一字，用淡姜汤调服下，不拘时候，云云。”四句虽“支”“微”邻韵通押，但平仄韵律相当严谨，是一首绝句。前三句基本概括了药方名下作者所叙述的内容，末句道明所治和效果。全诗平平道来，简明易懂。明人朱橚等编《普济方》卷三百十中录有此诗，文字相同。该书“打扑损伤筋骨”部分主要取自宋代朱端章辑、徐安国补订之《卫生家宝方》。朱端章为刘信甫的前辈医家，该医著刊行于淳熙十一年(1184)，比《活人事证方》早出，刘氏盖辑录于此书。 《驱蚊诗三首》(前列第16题)：《活人事证方》卷二十《通类》之《治蚊蚋方》云：“翼日挂帐，无蚊子。辟蚊子呪曰：天地太清，日月太阳，阴阳太和，急急如律令。勅!面太阴念七遍，吸气吹灯，草上点之。云云。”这三首驱蚊诗不仅有方药、剂量、用法，每首诗的最后都提及驱蚊效果，其平仄用韵、音步节奏都基本符合五七言绝句的要求，朗朗上口，很可能是与上述辟蚊子呪并用的。但这三首诗原本是否就是一组作品，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是大可怀疑的。北宋著名藏书家温革《分门琐碎录》之《蚊虫》录有前两首，未录第三首。明人胡濙的《卫生简易方》中将《驱蚊诗》其一作为一药方，其二作为又一药方(按，文字皆有差异)，而且将《辟蚊子呪》也作为一方，未收其三“萍朴楝活芎”一首。据此可知，即使前两首七言为同一作者，五言一首则当属另一作者，刘信甫将所见之诗合抄一处，便于使用而已。 《神仙齿药方》(前列第20题)：《活人事证方后集》卷十七《口齿门》录此诗题下注“西岳莲花峰神传”。名为“神仙方”，其出处就带有神奇的传说了。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记载：“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时不疑方五十，齿已疏摇，咀嚼颇艰。后熙宁丁巳，不疑帅鼎，复见招，为武陵之游，凡巨脔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诘焉，曰：‘得药固之’。时余满口摇落，危若悬蒂，谩以此药试之，辄尔再固。因求此方以疗病齿者。凡用之皆效。题曰《西华岳莲花峰神传齿药方》，序曰：‘元亨在天圣中，结道友登岳顶，斋宿祈祠方已，遍游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馆，于故基下得断碑数片，仿佛有古文，洗涤而后可辨，读之，乃《治口齿乌髭药歌》一首。虑岁月寝久，剥裂不完，遽录以归。而后朝之名卿钜公，访山中故事，语及者皆传之，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杀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10]54这显然是张师正自神其说之词。南宋张杲《医说》引南梁刘峻所著《类苑》中歌瑶《西岳莲花峰碑载口齿乌髭歌》，歌谓：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煞将来使更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11]卷四据此知此诗当为唐代以前的作品，原题为《西岳莲花峰碑载口齿乌髭歌》。张杲《医说》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比刘氏之著要早，但《活人事证方后集》所载文字与《玉壶清话》及《医说》皆不尽相同，且在“细辛荷叶要相当”句后注曰“荷叶剪心用”，可能另有出处，或者自己随手稍加改添。此诗虽然中间两联未用对仗，但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已大致无差了。 (二)其他作品 《药性相反歌》《药性相妨歌》《六陈歌》《十八反歌》(前列第1-4题)：《活人事证方》目录下有一个说明：“药有金石、草木、鱼虫、禽兽等物，其出温凉寒热、酸咸甘苦、有毒无毒、相反相恶之类。切虑《本草》浩繁，卒难检阅，今将常用药性四百余件附于卷首，庶得易于辨药性也。”为了简要说明《本草》的药性和配伍要点，作者在排比“常用药性四百余件”之前先列出以上四题歌诀。相关研究者认为，最早记载药物配伍关系的是《神农本草经》，其中谈及药性有相反、相杀者，该书原著失传于唐初，所谓“十八反”的说法是五代后蜀韩保生在《蜀本草》中提出的，而宋代早于刘信甫提出“药相反”问题是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⑨该书内容颇为刘信甫所引用，但王怀隐是用直接叙述的方式而非歌诀，故作为歌诀形式的《十八反》与王怀隐无关。在李杲、张从正的《珍珠囊药性赋》卷二载有《十八反歌》《十九畏歌》和《六陈歌》，其中《十八反歌》与《六陈歌》与刘信甫所录全不相同，《十九畏歌》则与刘氏《十八反歌》基本一致，文字稍有差异。李杲与张从正为金代医家，其书晚于《活人事证方》面世，故刘信甫不会取之于李、张二氏。陈衍于宝庆三年(1227)完成《宝庆本草折衷》初稿，名为《本草精华》。此时《活人事证方》梓行已经十一年了。在《宝庆本草折衷》中陈衍提到刘信甫其人和《活人事证方》，说明他亲眼见过刘氏之书。很有意思的是，他书中的《十九反歌》正是刘氏《药性相反歌》的翻版，只不过将“记取歌中十八反”一句中的“十八”改成“十九”。因刘氏之书在宋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几乎失传，很少有人知晓，故医家所津津乐道的《十八反歌》《六陈歌》和《十九畏歌》都是《珍珠囊药性赋》和《宝庆本草折衷》的文本内容。从现有文献来看，刘信甫的《药性相反歌》《药性相妨歌》《六陈歌》《十八反歌》出现较早，很可能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而且从第一首《药性相反歌》“记取歌中十八反，莫使同行真个好”句到第三首《六陈歌》“后章别有十八反，一一分明说与贤”句来看，这四首歌诀是一个整体，具有内容的连贯性和形式的勾连递进。无论从传统医学知识阐发或医科歌诀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一组作品都有重要价值。 《浮萍》(前列第5题)：《活人事证方》卷一《诸风门》“去风丹”条下载：“治中风，兼疗脚气、攧扑伤损及胎伤。服过百粒，即为全人。世传东京开河掘得石碑，梵书无人晓。有林灵素者，逐字解辨，乃是治中风方，韵语乃是《浮萍》也。”依其所记，则该诗为北宋开封流传的一首原刻于石碑上的民间歌谣，林灵素是辨识者，也应即为最初传播者。实际上这是将唐代《本草采萍时日歌》改写后的作品，八句之中有四句几乎相同，所谓“开河掘得石碑，梵书无人晓”，都带有神秘其方剂的色彩，不足凭信。 《神仙不老圆》(前列第8题)：《活人事证方》卷五《补益门》记载：“神仙不老圆，书林陈氏秘传，金华山张先生乌须发方。服至百日，白者变黄，黄者返黑。又且大能温养荣卫，补益五脏，调和六府，滋充百脉，润泽三焦，活血助气，添精实髓，大有神效。歌曰云云。”书林陈氏指陈晔，为南宋词人，里籍为长乐(今福建境内)。庆元二年(1196)知汀州，庆元四年(1198)为广东提刑，毕生勤于著述，有《家藏经验方》等书。在《经验方》中详述了他四十九岁时“不胜衰”，后“忽遇金华张先生”，“慨然传一方”，甚为见效，于是“以其药品，概括为歌”。[12]卷二二四由此则知，《神仙不老圆》歌诀作者为陈晔。《经验方》宋代以后散佚，但陈晔与刘信甫同时代，略长于刘信甫，故刘氏得以知晓其方与歌括。他后来编纂《活人事证方后集》时，在卷四《白浊门》中又再次引用了该诗，可见对其药效体验之深。 《卢医周鼎集歌》(前列第10题)：此诗置于《活人事证方》卷六《妇人诸疾门》卷首，是认为“孕妇服食药饵最难禁”，将之“附于卷首，庶得便于服食”。稍早于刘信甫《活人事证方》的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卷五中载有此作，《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卷下记载与朱作大致相同：“产前所忌损动胎气药物，卢医周鼎集以为歌曰云云。”[13]553但这两本医著的文字都与《活人事证方》略有差异，盖刘氏转录中有所改动。 《手拈散》(前列第11题)：《活人事证方》卷七《脾胃门》记载该诗本事：“叶石林游山至一小寺，颇觉齐整，学徒亦众。问僧所以，仰给者答云：素无常住，亦不苦求于人，只货数药以赡，其间独脾疼药最行。求方，遂授一诗云云。”显然这是叶梦得所获授诗诀，作者为“某寺僧”。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卷五十四载此事和具体药方，其中方名为《游山方》，是就叶氏游山事迹的概括性表达。 《服驻车圆法》(前列第12题)：《活人事证方》卷九《泻痢门》道其来历：“虞丞相梦壁间韵语治泻痢。自渠州被召途中冒暑得疾，泄痢连月。因梦壁间韵语，读之数遍，其词曰云云。”刘氏于此条后特别注明：“出《夷坚志甲集》。”虞丞相，即虞允文。依文意，《服驻车圆法》是虞允文所梦见的一首无名氏题壁诗。 《可惜歌》(前列第23题)：此诗当是刘信甫所录的一首流行于社会的“清修养生”歌诀，在宋咸淳年间李鹏飞的《三元参赞延寿书》中亦载录，题作《神仙可惜许歌》。《三元参赞延寿书》乃李氏入元后所作，较《活人事证方后集》成书为迟。但此诗作者当非李氏，或出于较早一些的神仙家著作。 从以上简略的探考可知，《活人事证方》(前后集)所录歌诀其中可能有刘氏的作品，有些可能经过刘氏加工润饰，但绝大多数应是原汁原味的“采集”，这与宋代医方著作往往为“集验方”的事理逻辑是一致的。其采集对象以验方类著作为主，也有道教著作、养生杂记和笔记小说，同时还有医家传授，或耳食听闻者。这与中医文献先后承传、不断扩展的内在属性相同，而承传与扩展的过程也正是“医科文学”得以介入、逐渐丰富的过程。 总的来看，这些歌诀虽然不乏一些运用修辞手法、发挥艺术想象、达到较为精致程度、具有一定艺术审美价值之作，但更多的是方剂、配伍、用法、禁忌、疗效的有机结合，体现为民间社会要求的实用性、日常生活需要的工具性、非知识阶层理解的浅白性。《服驻车圆法》“暑毒在脾，湿气在脚。不泄即痢，不痢即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被称为“韵语”，其实句句皆用仄声韵，读来容易上口而已。从艺术角度看，质木粗浅，并无多少韵味可言，只能称之为“歌括”。 关于“歌括”，章炳麟先生因其不讲究修辞、缺乏藻采韵味而有所批评。他说：“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14]90显然，他对“马医歌括”是很不以为然的，摒弃于艺术殿堂之外。这不仅代表了正统文学观念，也表达出“尊体以求”的一般的文体意识。 但尚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中国古代有很多应用性的写作，出于“文人之作”往往被接受和传播，而出于“马医”阶层人士的写作，无论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都不被认同，大多已经湮没无闻。医科歌诀因其具有“活人”的基本价值而得以刊行、流传，已属幸运，但认知与接受程度很低。其实，古代社会基层社会运行遵循的是“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百姓日用即道”[15]13，而其所需要的应用性文化，有不少正是出自民间社会。当我们对古代社会之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时，应对民间写作有观念之理解与同情，“马医”阶层的实用性写作不应排除出我们的视野。 应进一步注意的是，事实上参与民间应用文化建设的有不少士林阶层人士。仅以宋代医科歌诀写作而言，并不都如“马医”职业之卑贱，其中颇有“儒医”，而更多的是“儒而知医”者。在这个“门槛”较低的写作空间中，能够吸引众多文人投入精力亲为之，并普遍赞赏这种活动，是宋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文现象。一些理学家提出“知医为孝”说，认为“事亲者不可不知医”[16]54，并且认为医理通于文理，这些都构成了文人将医道从巫术、方技中提升出来的背景；而文学乃至文化的整体俗化，切于日用的哲学理念逐渐显现，则成为消除贵贱意识的驱动力量。 刘信甫从欲作“活国之手”转变为矢志“活人之谋”，显然超越了贵贱的界域，其“活人”与“活天下”相提并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儒医的“天下观”。理解其“活人”行为的人道精神，领悟其“活天下”的新人文观，对于我们考察其写作医科文学作品，积极收集民间医药歌诀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对认识包括医药歌诀在内的医科文学的价值，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