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医文献是传统医学知识的载体，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同时包含了深厚的传统哲学思想，其写作多与文学相通。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医文献的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相当一部分中医篇章其实都是古文、辞赋的手笔，骈体、箴铭之类的韵文写作也颇为古代医家所采用。尤可注意的是，宋代医学著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歌诀，南宋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中即存录了不少当时流传的医歌。其为临床实用而作的目的性和工具性非常明显，但写作技巧与审美特征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些“类于诗”，有些则基本可称为“诗”了。如何评价宋代包括歌诀在内的“医科文学”的意义，需要理解宋代“儒而知医”的文化背景，同时应对民间实用性文学写作有观念上的理解与同情。 关 键 词：宋代医学典籍/医科文学/刘信甫/活人事证方/歌诀 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 )，男，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研究。 中医文献是传统医学知识的载体，既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又包含了深厚的传统哲学思想，从科学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应该属于中医学和中哲史的范畴。但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医文献特有的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相当一部分中医文献其实都是古文、辞赋的手笔，骈体、箴铭之类的韵文写作也颇为医家所采用，同时这一领域广泛出现了歌诀(歌括)体作品，文学色彩浓厚的诗和词曲也不乏作者。①古代医学文献中“类文学”和“文学性”作品数量相当可观，本文试将其称之为“医科文学”。 一、中医文献的“类文学形式”与宋代“医科文学” 用具有表意表音特点的汉语言文字书写的作品，本质上都具有一定的诗性特质。其实语言的诗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是先于语言的逻辑功能的，这是语言学的一般规律，不独汉语言如此；而将其用来表达具有生命意义的内容，其诗性就更为内在化了。另外就中国古代医学来看，其意象思维特征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是相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寄生死之重”的中医文献是自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的。 这一点从《内经·素问》中就能够感知，其问答形式和文体样貌颇类似于赋。试读“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1]“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1]这样的文笔几乎可以看作赋文了。后代的医学文献以赋命名的很多，即使没有赋之名，也多受到赋体的影响，而更多的医学著述，其篇章近似或直接采用散文形式的，就在在皆是了。 《内经》的问答形式揭示出传统医学文献实用性的特质，也多为后人采用。宋代周无所住撰《金丹直指》有《或问》篇，是典型的养生问答，明代汪机的《针灸问对》则是专题性问答。胡濙《卫生简易方·治虫蚁》(又方)记载：“清明日用熨斗内着火炒枣子，于卧帐内上下令烟出。令一人问：‘炒甚的’?答云：‘炒狗蚤’。七问七答，则狗蚤不生。”其“七问七答”更是“经典化”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从《庄子·外篇·秋水》河伯与北海若的七问七答到佛教、道教文献中大量的类似形式对传统医学有很大影响。 当然与赋、散文相比，齐言诗歌(或非齐言歌谣)更具有记忆、诵读的优势。至迟到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已注意采用“方歌”的形式了，这可以看作歌诀进入医学典籍的标志。《全唐诗》卷881录载佚名(一作高供奉)题为《本草采萍时日歌》：“不在山，不在岸，采我之时七月半。选甚瘫风与缓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内下三丸，铁幞头上也出汗。”②这首诗是歌谣体，内容与一般方歌或后代的汤头歌不同，是医与药两者的结合，既具有一定的医疗针对性，也有一定的抒情色彩。唐代民间这类歌诀(谣)应该比较流行，惜保存至今的不多。李约瑟曾经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2]287从传统医学来看，宋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期，恰恰也是医学歌诀高产出的时代。北宋许叔微有《伤寒百证歌》以七言歌行形式按症类证，阐发《伤寒论》之精微；南宋医家崔嘉彦曾撰《脉诀》(又名《崔真人脉诀》《紫虚脉诀》)，以四言歌诀形式阐述脉理，凡660句2640言。其后李杲有方歌268首，影响都很大。文天祥曾记述王朝弼作医方《金匮歌》“发念取诸医书研精探索”而“久之无不通贯，辨证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伛偻承蜩，因自撰为方剂，括为歌诗”，自道“吾平生精神，尽在此矣”。[3]224文氏为其《金匮歌》作序，对其乡先辈确是具有理解之同情。 宋代堪称“医科文学”兴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士大夫阶层普遍重视生命摄养有关，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对作为职业和事业的“医科”的观念转变有关。③唐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4]48，“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5]序。而宋代“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6]2878-2879。北宋政和年间朝廷改定医官名目，使儒医的地位得到提升。这种改变从表面上看是官僚体系制度化的作用，而背后则是入宋以来越来越普遍的“儒而知医”风气的推动。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一云：“宋士大夫类通医理，好集方书，如今时所传苏、沈良方最著，抑或见之所撰书中。我祖石林先生《避暑录话》曾载数条，至今有传其法而活人者。偶见张介宾《景岳全书》载一方名《游山方》，云治心脾痛此药极奇。”④这是宋代叶梦得的裔孙对先祖事迹的记载，但绝非家族私见，清代陆锡熊等亦同样论到：“宋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⑤ 宋代文人中“类通医理”者甚多，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在医家病案所用方剂中有“王荆公偏头痛方”(佚名《苏沈内翰良方》)和“王荆公妙香散”(叶天士《临证指南》)，故知王安石对医道颇为熟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曾记载“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7]160，由此可知张载(子厚)乃亦儒亦医。试读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司马光《医问》、苏轼《求医诊脉》、沈括《良方自序》、郑樵《本草成书》及《本草外类》、洪遵《洪氏集验方》、陆游《陆氏续集验方》、蒲虔贯《保生要录》等，足见宋代文人通晓医学知识，达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而曾为翰林学士的许叔微精研医学而成一代名医，更是突出的典型。 正由于宋代文人通晓医药知识，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作为意象或语典使用，产生了很多“药名”诗词作品，如黄庭坚作《药名诗奉送杨十三子问省亲清江》： 杨侯济北使君子，幕府从容理文史。府中无事吏早休，陟厘秋兔写银钩。驼峰桂蠹樽酒绿，樗蒲黄昏唤烧烛。天南星移醉不归，爱君清如寒水玉。葳蕤韭荞煮饼香，别筵君当归故乡。诸公为子空青眼，天门东边虚荐章。为言同列当推毂，岂有妒妇反专房。射工含沙幸人过，水章独摇能腐肠。山风轰轰虎须怒，千金之子戒垂堂。寿亲颊如木丹色，胡麻炊饭玉为浆。婆娑石上舞林影，付与一世专雌黄。寂寥吾意立奴会，可忍冬花不尽觞。春阴满地肤生粟，琵琶催醉喧啄木。艳歌惊落梁上尘，桃叶桃根断肠曲。高帆驾天冲水花，湾头东风转柁牙。飞廉吹尽别时雨，江愁新月夜明沙。[8]1226 从首句“使君子”、次句“从容”(取苁蓉的谐音)，到诗末的“飞廉”“夜明沙”(沙通砂)，每句都巧妙地使用药名，而“梁上尘”“断肠”(草)镶嵌之不着痕迹，药名的意义已经完全内化为诗意了。陈亚曾填过一阕为时人称道的闺怨词《生查子·药名闺情》：“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榔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时菊花开?犹有回乡风。”十一个药名前后呼应，意象勾连，文气潜转，将闺妇思夫之情表达得委婉含蓄，深切动人。 辛弃疾也写过药名词，如《定风波》(用药名招马荀仲游雨岩)：“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再和前韵)：“仄月高寒水石乡，倚空青碧对禅房。白发自怜心似铁，风月，使君子细与平章。已判生涯筇竹杖，来往，却惭沙鸟笑人忙。便好剩留黄绢句，谁赋?银钩小草晚天凉。”词中嵌入了近二十种药名，其中明用的有木香、寒水石、空青、使君子、银钩、远志(别名小草)等；以谐音、双关手法暗用的有禹余粮(雨余凉)、栀子(知子)、紫草(子草)、海藻(早)、吴萸(吾已)、莲心(怜心)、蚕砂(惭沙)等。进一步看，在字词前后之间还复合镶嵌了石膏、防风、常山、甘松、硫磺(留黄)。作者对药名之熟悉的程度令人叹服，而以药名来表达词意、心情，已臻圆融无间的境界。显然原本带有文字娱乐性质的药名诗词写作，已经进入了文学创作空间，成为一种精致的意象性、艺术性思维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医学知识相当普遍地为文人所熟知，而“医学文学”较前代增加了更多的审美内涵，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