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 1978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有《她们》、《岛上》、《阳台上》、《生活，如此而已》等。
    
    任晓雯的长篇新作《好人宋没用》，是一部小人物的心灵史。宋没用，苏北人家的小幺女，历经饥馑、战争、离丧，移居大上海目睹新旧社会交替。她和所有传统女人一样默默生养，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在尘土里坚韧地存活。500多页文字，写尽这位婆娑走动着的老太劳苦的一生。
    小说的时间跨度七十余年，历史波澜壮阔，作者却摒弃宏大叙事，采取沉缓的手法，将大事件融化于小细节，将历史的起落沉浮折射于日常的嘈嘈切切、“鸡零狗碎”。时代被推远了，成为人们生活里的“背景噪音”。
    任晓雯以学者态度深入历史的肌理，却在那里发现岿然不动的人性与高深莫测的运途。“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好人宋没用》砥砺三年而成，语言被有意“做旧”，话本腔调混搭沪语，读来古雅鲜活。写作时，任晓雯心里一直影影绰绰伫立着几个伟大的前驱：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以小人物命名的宏大创作，也都触及人生的终极命题。
    而宋没用，“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是被从历史洪流中打捞起来并可能因文字而不朽的“受选者”。她身上埋织着作者对生命，对写作行为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访谈
    南都：你在《浮生》里塑造了一系列有故事的小人物，为什么单单拎出“宋没用”写成了长篇？你的生活里有宋没用的原型吗？
    任晓雯：生活里没有原型，宋没用是虚构的。最初我就想写一位中国老太太，恰好《浮生》里有一位，就借个由头写起来。事实上写出来以后，两篇里的老太太，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南都：为什么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好人宋没用》？在我看来，宋没用是一个心地善良、思维简单的传统妇女，但也并非“滥好人”，并非没有生活智慧和小心机。你对“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又是“好人”，又是“没用”，这之间是否有一点反讽的意思？
    任晓雯：《罗马书》里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是不行的，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有懦弱、自私、随波逐流的品行，在重大事情上也糊涂。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光芒。这是我使用“好人”一词的具体语境。
    “没用”是他人的界定，她愿意叫自己“梅用”。在相当长的人生里，宋没用作为“宋梅用”而存在。她为自己改了名，这里面有尊严，有独立意识，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至于“好人”和“没用”的张力，我想读者可以自行解读。我无意书写高洁者如何溃败于浊世。人人都倾向于把自己想象得高洁。控诉者多，忏悔者却太少了。
    南都：你写这本小说的要旨在于塑造人。宋没用74年的人生，其实缺乏特别波澜壮阔、可圈可点的事迹，小说家在处理这种相对琐碎和日常的题材的时候，如何能避免乏味，一直牵动读者的神经？
    任晓雯：宋没用跟绝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历经战争、离乱、饥饿和死亡。这绝对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故意用平缓的语气和细节化的方式去书写。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技巧，试图窥探马尔克斯“外祖父母讲故事”式的叙述奥秘。他让整部作品在绵延的细节中流转。他削弱大事件，抬升小事件，将大小事件统一到平缓的语气里。用这种方式书写人的一生，简直再好不过。恰似爷爷奶奶夏夜乘凉，摇着蒲扇跟你述说往事。他们平淡地讲，你平淡地听，听完躺到床上一琢磨，久久回想，叹息不已。
    人物不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
    南都：无论宋没用的妈方小姐和宋没用这两代妇女，一生的主题就是“生养”。宋没用的女儿杨爱华看似拥有某种自由意志，最后也是死于难产。我觉得这里面折射出作者对传统中国妇女被当做“生养工具”的一种怜惜和否定的态度。从“生养”这件事上，是否也可看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女性地位的改变？
    任晓雯：你的观察很敏锐。我在写作时并未特地思考这个主题。我是依据对人性的认识，推动具体情节发展的。中国女性地位至今有没有改变？表面看，确实改变了。但我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在生活里经常会意识到，隐蔽的观念秩序是难以撼动的。
    南都：你透露《好人宋没用》这本小说其实思考的是人的生死问题。小说里写到方小姐、宋大福、赵杨氏、杨爱华乃至宋没用本人的死，每一处都没有过多渲染，好像人们都太着忙于去活，而把死当作一件生活中的寻常事。作为小说家，你自己对于生死是怎样的态度？你怎样把自己的态度通过人物或情节加以体现？
    任晓雯：死亡当然是最寻常的，因为人人必有一死。死亡作为物理事件，是瞬间之事。我的书写重点不在于这个物理瞬间，而在于人们面对必死的命运时的态度。
    中国人忌讳谈死，不谈不代表不想。在肉体老病时，在至亲过世时，人总会意识到死亡问题。《好人宋没用》的几个主要人物，方小姐、杨赵氏、倪路得、杨爱华，都是有态度的。她们的态度，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
    宋没用当然也有态度。可以这么说，我写宋没用的一生，就是为了写她的死亡。写一场艰难跋涉的征途，是为了写那个最终的奔赴之地。这是一场由过程和目的共同构成的意义之旅。
    我本人其实并不完全赞同宋没用对死亡的态度。在我看来，她是一名旷野中的飘荡者。但我尊重宋没用，她不是我观念的传声筒，她拥有自己的体验、智识、自由选择的能力，就像每个真实存在和存在过的人一样。
    南都：小说里写到苏北人移居上海的经历，你在附注里也提到宋榔头的经历，部分参考了《苏北人在上海，1850- 1980》一书，苏北人在上海受歧视，是不是一个历史现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重要到成为一本社会学著作的研究课题？
    任晓雯：我没有重点关注歧视问题，也不太了解社会学进路。我构建小说时，想到的是空间呈现。宋没用的一生，是从棚户区到里弄街面房，再到小洋房，最后终结于一间浦东的商品房里。这样的安排，从地理上涵盖了上海的重要风貌。而苏北人在上海的身份设定，使得这种空间转移成为了自然而然。
    把语言做旧，能增加时间感
    南都：《好人宋没用》的语言一如既往地考究。你曾说想“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寻找一种口语式的古典意味。”我个人觉得《好人宋没用》的语言是话本小说语调和上海方言，因此显得别有风味。你是怎么找到并保持这种语感的？会不会担心它与我们当代的语言习惯相距太远，以致将部分读者拦在门外？
    任晓雯：我觉得用这种语言书写《好人宋没用》最恰当。故事从1921年的上海开始，地域和时间都是明确的。把语言做旧，能加增时间感，沪语则产生了地域感。这样就让宋没用站在了立体的背景之上。
    当然，这种语言对读者是有挑战的。很多人习惯了没有难度的语言，就跟随口说话似的，冗赘，反复，拉杂，写和读都不需要动脑筋。真正的文学语言肯定不屈就这种懒惰。文学语言是要让人从躺倒状态坐起，定睛于纸面，慢慢地读，静静地体会。
    《好人宋没用》上市月余，不少读者上网晒书。有的在书页上划着重线；有的在书里贴满彩色标签，还有的把不认识的字记满整个扉页，然后逐个查字典。我很感动。在一个整天刷手机的年代，还有人认真对待我的文字。在此表示感谢。
    南都：你在后记里提到《安娜·卡列尼娜》、《日瓦戈医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一颗单纯的心》这样一些描写小人物的西方小说，并说《好人宋没用》是向福楼拜的传统致敬。是否可以理解为，你现在更看重的是那个曾经被现代主义、先锋派小说所抛弃的19世纪古典的小说传统？你目前的写作是否还有文体实验的冲动？
    任晓雯：我没有太多关于叙述风格的自我设限。经过一代代作家的创作，文学技巧已经发展成一座庞大的兵器库，我可以走进去，使用任何称手的兵器。如果足够幸运，还能制造一件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新颖的兵器———虽然在当下，这样做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
    当然，在比喻之外，真实的写作并不能像挑选兵器那样随心所欲。每个写作者都有他的路径依赖，只能循着已有轨迹而写，只能追踪自己的问题意识而写。技巧不是我的终极追求。技巧对于我，只是一个可用之物。
    具体就《好人宋没用》而言，我用写作者的眼光去看，它的古典意味主要体现在对时间的处理上。这里的时间是线性的，光阴静静地从宋没用的一生流淌过去，文字也静静流淌过去。这是我想要的长河式的效果。但未来写作小说时，我当然可能采用更现代的时间处理方式。长久的时间，短暂的时间，过往的时间，未来的时间，都可以浓缩起来。在那样的小说里，一瞬即是永恒。
    南都：写作《好人宋没用》这本小说花费了你多长时间？你个人对它满意吗？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艰难的地方？
    任晓雯：我天天写，写了将近三年。《好人宋没用》完成以后，我想把以前所有文字都烧了。这不代表我对《好人宋没用》完全满意，只是有了比较，让我对以前的文字太不满意。
    我也希望尽快对《好人宋没用》太不满意起来，因为这能证明我的写作还在往前走。我最怕满意。对自己满意，灵魂就死了；对自己的写作满意，写作就死了。
    南都：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任晓雯：《浮生二十六章》待出版，中短篇集《阳台上》会随着同名电影的上映而重版。另有一部随笔集在收尾，一部短篇集已完成大半。明年打算写小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