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杂志再次位列文学类期刊榜首。对于众多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份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杂志，也早已是他们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当年的何其芳到如今的陆建德，主编换了几届，从当年的卞之琳、王季思、刘文典、季羡林、郑振铎、钱钟书等人到如今的袁行霈、杨义、陈平原、詹福瑞、蒋述卓、刘跃进等人，编委也几经更迭，但他们无不是各时期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从《创业史》研究到围绕《班主任》的讨论，从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到开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专栏，《文学评论》总是走在学术的前沿，把焦点对准那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引领一代又一代文学研究者把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把最好的文章投给《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前身是创刊于1957年的《文学研究》。创刊号中没有发刊词，只有一篇由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 这篇《编后记》写道：“除了和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 60年过去了，撰写《编后记》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延续，鼓励“持久而辛勤的研究”的初心也没有改变。 虽然著述丰硕，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总会想起自己发表在《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的论文《论中国新诗》。在此期《编后记》中，编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评介这篇论文，其中一句是：“谢冕先生是研究当代诗歌的权威学者，他将目光与兴趣回溯到新诗出世之初和成立之前，或许觉得最近十几年的中国新诗暂时无话可说。” “我不知这文字出自哪位主编之手，我很珍惜这段文字。因为这不仅表明编者对这篇论文的看重，而且表现出一个编者对一个作者的深知，是建立于理解基础上的内心的交流。这段《编后记》让我感到温暖，这种温暖一直保持到现在。”谢冕说，“学问做久了会有自己的体验，我有时想，最值得看重的不一定是那些厚厚的专著，而极可能是一篇貌不惊人的、普通的论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文学评论》的编者中找到了知音。为了写这篇《论中国新诗》，我投入了毕生的学术积累，并融入了伴随我漫长岁月的辨析与认知。这点隐秘的初心，被非常专业的《文学评论》编辑捕捉到了。” 像谢冕一样，很多学者都希望把自己“持久而辛勤的研究”交给《文学评论》发表。 每当准备给《文学评论》写稿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范伯群都会感到特别“隆重”：“首先自己得评估一下所要写的题目是否能符合《文学评论》的‘规格’，以后即使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也得花半年甚至一年再去充实资料。” “在我的心目中《文学评论》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有视野，有思想，有才情，而又不趋时，不虚浮，不酸腐。”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看来，《文学评论》是他的学术标杆，“每当动笔的时候我就会想，这篇论文能达到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水平吗？于是，写还是不写，自己就会踟蹰；开始写了，就会认真再认真一些。” 对于这些已经称得上“功成名就”的教授们来说，大多已经没有了职称晋升、“核心期刊”的压力，“持久而辛勤的研究”既是对一份学术期刊的敬意，也是对它所坚守的学术品格的敬意。 “把最好的文章投给《文学评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学者应该有很多。”刘石说，“一个刊物办到这个份上，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