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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超：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近20年，可以说经历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起伏过程，可否从您的观察出发，简单阐述一下这2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概况？ 李利芳：我是从1995年的冬季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的，那时我是一个大四本科毕业生，在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很偶然地与儿童文学相遇，很快接触到我国儿童文学研究最前沿的状况，开始关注阅读王泉根、吴其南、孙建江、班马、汤锐、方卫平这一代学者的著述，了解到儿童文学自新时期以来的发展思潮、重要作家作品，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做的就是新时期以来的童话研究。我是直接在第四代学人的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我感念这种学术哺育，所以现在致力于对他们的系统研究。 从我个人进入我国儿童文学领域20多年的体会感受看，我国儿童文学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经历了三个各具时代特征、又内在紧密关联的发展阶段，80年代主要指向价值观念的重建、变革，找回“儿童文学”自己，并确立崭新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因此，这一时期美学探索多，创作思潮特征鲜明、新貌迭出，理论批评语境活跃、话语丰富，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探索为当下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0年代儿童文学的主音是积聚与沉潜，属于过渡中的发展，既承接80年代的喧哗与躁动，又酝酿新世纪市场化背景下的新图。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内涵被打开，特别在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与多媒体电子语境开始冲击创作与出版生态。90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成果收获的重要时期，现在看，一些体系性的、奠基性的理论成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且对很多基础理论命题的研究至今都没有超越那一时期；新世纪以后的儿童文学进入它的“文化适应期”，走出了“儿童文学”内部的圈子，面向更开阔广袤的社会空间。2006年，朱自强基于对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走向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分化”一词来试图厘清一些儿童文学重要动向的“内在关联”，后来他成文系统表达了“分化期”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主要受消费文化影响深刻，文学思想与价值观念趋于多元，评价混乱，价值标准模糊。但儿童文学市场旺盛，儿童文学真正普及于儿童读者群中。 行 超：您曾多次参加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议，对国内外儿童文学研究现状都有所研究。在您看来，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在当下是否存在差距？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有什么优势和缺陷？ 李利芳：从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研究开始，我们的研究走的就是一条本土化发展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既包含对世界范围内先进观念的吸收，更有基于自身具体社会发展阶段与文化传统而建设的问题视阈与价值观念。客观地说，这百年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还是为世界儿童文学贡献了中国智慧。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当下的确我们还没有全面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话语中心，可能也有语言问题带来的障碍，但主要的问题可能还在于理论思想、方法论、学术视野等方面的局限，我们还没有到达世界儿童文学的学术前沿。近些年来，儿童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取得了一些成绩，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本人也与世界著名儿童文学学者约翰·史蒂芬斯有深入合作，参与他主编的《劳特利奇国际儿童文学指南》已于近日出版，谈凤霞、侯颖的论文也在其中。 我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优势可能就在于我们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面对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如此众多的儿童存在，立足解决中国的童年问题为世界贡献智慧，建立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这样的优势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行 超：您多年在高校工作，教授儿童文学相关课程，对于当下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李利芳：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步，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上。现在活跃在学界的第五代儿童文学学者，都是近十余年来培养的儿童文学博士，已经成长为学科的骨干队伍，承担起儿童文学博士培养的重任。儿童文学学科点的地域辐射面逐渐扩大，逐步有新增的博士培养单位，趋势还是很好的。 但是与主流文学学科相比，不得不承认，社会、学界、高校对儿童文学学科的认知还是有限的，儿童文学学科在高校依然处于边缘地位，不受重视。成规模、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只集中在个别高校。在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我建议要将儿童文学学科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可以给予特殊扶持，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将建设目标定得更高远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