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43岁的电影导演常征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由他编剧和执导，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等主演的推理片《引爆者》在全国公映。
    对于狂热喜欢诗电影，视前苏联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为精神偶像的常征来说，《引爆者》这部电影有着重要的意义，2001年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虽然也拍摄了像《马文的战争》这样评价不错的家庭伦理片，但更多的时候，常征被窘迫和困顿的生活挤压着，他渴望能够拍摄像塔尔科夫斯基执导的《镜子》这样的诗电影，但这个时代并没有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在漫长的等待和蛰伏中，他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就是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电影《引爆者》是他“命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影片在媒体场提前放映时，颇受媒体记者们的喜欢。
    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常征很坦诚地说，在《引爆者》的主人公赵旭东的身上，有着自己的生活影子。
    命运问题构成我的三部曲
    记者：您以前拍过家庭伦理片《马文的战争》，感觉风格跟现在的《引爆者》有很大的不同，您能讲讲创作风格上是如何转变的？
    常征：其实这中间有思考，也有传承。年轻导演刚毕业不久，肯定是从家庭剧入手，因为成本低，但其实在《马文的战争》中也体现着我对电影的认识。随着一个导演的成熟，他对于电影应该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电影一定是从自己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
    《马文的战争》中有一条内在的线，就是人的命运。从电影学院毕业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但我一直在思考，我对电影有什么样的认识？如果有一个机会的话，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在后来漫长的等待岁月中，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母题：就是在变动的社会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的抗争。当我找到了这个主题后，“命运三部曲”就慢慢地成型，《引爆者》就是第一部。
    每一个演员都是第一人选
    记者：是什么启发了你想拍“命运三部曲”的想法，这跟你自己的生命体悟有什么关系？
    常征：“命运三部曲”是一个逐渐融合的过程，它有感性的认识，也有理性的思考。感性的认识就是你对这个时代，包括对自身的那份触痛的感知，这种触痛其实也来自于你自己的切身感受。
    在这个纷繁的时代，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定是得不到什么资源，会有无力感，你会想，作为一个导演，你到底是想干吗？或者说你到底能干吗？其实你自己跟你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有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引爆者》中段奕宏饰演的炮工赵旭东说出的“我的命运我自己说了算”，这句话其实就是我自己内心的表露，是我自己想借这个角色说出来的话。
    我在念书的时候，我是“诗电影”的拥趸，甚至我觉得，我只承认诗电影才是电影。我的精神之父是前苏联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结果发现，一毕业，要想在银幕上写诗，现实中是没有饭吃的，会很痛苦，于是就有很漫长的精神危机岁月。直到两三年前，我都觉得，我可能自己这辈子都完了，没有机会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人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看到这里，我的心一震，想起另一句话，“所有的哲学问题到最后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道路问题。”所有的道路问题到最后都是命运问题，所以就构成了我的“命运三部曲”的由来。
    记者：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大同，你们还专门去山西采风，还把晋剧的曲子放到电影中，您能谈谈这中间是如何逐渐形成电影的最终风格的？
    常征：其实在采风前，我坐在书桌前，就清楚地明白，赵旭东这个人物最后一定要面对恶势力抗争，并且取得胜利。我希望让人看到正向的东西。
    我们到了煤都山西大同。大同也是古代王昭君出塞的地方，这里有中国北方的萧瑟和凛冽以及背后的那种看似绝望，又孕育着希望的气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千百年来之所以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这种生命力就来自于人天然的生存欲望以及活下去的坚韧。我要把这种坚韧放到电影中。采风过程中发现晋剧非常贴合影片的风格，它有高亢的旋律，很符合赵旭东跌宕起伏的心情，于是就尝试把它用来当背景音乐，很贴合。
    记者：这部电影的演员如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等，都是实力派演员，尤其是段奕宏，刚刚赢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您是如何说服他们来参加演出的？
    常征：在选演员上面，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基本上每个演员都是首选。我们的制片人问我，赵旭东你想找谁来演，我说，第一人选是老段。女的呢？我说，余男。结果两个都嗑着了！我跟老段不熟悉，最早有印象是他在话剧《恋爱的犀牛》中的表演，他是一个天才演员。后来看电影《白鹿原》，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一开始找余男还有些忐忑，因为她的角色并不是“大女主”，她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余男不管是体态还是韵味，都有东方女人很少有的那种风范，她有很神秘和性感的一面。她的神采和气质是能够压住片中饰演的萧红这个角色的。
    非常感谢王景春，他以往演警察很多，他在本片中饰演的徐峰是一个配角，所以他一开始一再地拒绝了我们，但是我们的制片人锲而不舍地邀请他出演，可以说是“再三恳求”，最后感动了景春。
    我跟成泰燊合作过，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的表演尺度有多大。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修行者。我觉得在表演上，他是在大善和大恶之间转换做得最好的演员。他自己是中戏导演系毕业的，素养很高。我们在审美上非常接近，都深深喜欢塔尔科夫斯基的《镜子》，聊起这部电影，我们都是滔滔不绝。我很清楚他表演的边界在哪里！
    还有余皑磊。我觉得他是中国电影界演反派的天才演员，也是一个被低估的演员。
    记者：既然你把自己看作是电影作者，那你想通过《引爆者》这样的电影，建立什么样的电影美学风格？
    常征：《引爆者》之后，我要探讨的就是想建立自己的电影美学。我想把“诗意现实主义”跟“中国类型电影”做个融合。如果从文本而言，我觉得“诗电影”才是电影的最佳方式。但现在我也慢慢意识到一点，就是电影并没有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分。电影其实就存在一种方式，就是叙事的可能性。如何把故事讲得更加精彩，是很重要的，这个精彩程度可以是诗化的，也可以是小说化的。我们知道诗歌其实是意象的连接，这跟电影的蒙太奇剪辑很像。而戏剧则是在叙事上不断地升级，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总有一天，我们这些导演要跟自己心目中的动作片偶像如吴宇森、杜琪峰等正面对抗。你可以在声望上差一些，但是在电影的美学和格调上，不能输。
    我是敢于说自己是艺术家的人
    记者：你是如何看待“电影奇观”这个词，拍摄过程中的难度在哪里？
    常征：电影中的“奇观”分两种，一种是视觉奇观，一种是故事奇观。我自己认为，《引爆者》在剧作上达到了好莱坞同类题材中等偏上的水平。就是因为我们在“三幕剧”的掌控上还做得比较圆满。我觉得在国内，这部电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拍摄上，难度当然很大，但我最后都扛下来了。有些难度来自于技术，但这些技术问题，随着你掌控的资源变大，就变得不是问题了。拍电影最关键还是你的创意，电影永远都是创意的问题。技术永远都是服务于你的电影美学的。
    这其实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导演的使命是什么？导演其实是一个提供方向的人，他在电影美学和观点上应该是自觉的。
    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羞涩，很难说出“我其实是一个导演，是一个艺术家”这样的话，但我是极少数敢于说“我是一个艺术家”的人。或者说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人。前两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雕刻时光》，我依然热泪盈眶。塔尔科夫斯基说，创作的才能是天赋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都希望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信仰。
    我觉得，当我看到这句话还能热泪盈眶的时候，我就还是当年的那个电影少年！
    记者：对于有追求的电影导演来说，长期的蛰伏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也是这样吗？
    常征：一路走来有太多坎坷！有太多委屈，当然金钱上的窘迫也是非常煎熬的。我基本上是在这帮同学中最穷的，10月12日凌晨，青年导演胡迁自杀，我唏嘘不已，他是我的师弟，我们在年少的时候，生活困窘，这是最大的坎儿。李安当年在家里做了6年的饭，我几乎是做了16年的饭。
    记者：拍摄《引爆者》这样的商业动作片，是你对艺术的一个妥协吗？如果影片票房成功了，你会如何？失败了，你又会如何？
    常征：我在两三年前就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成为不了像塔尔科夫斯基这样的电影艺术大师，这个时代也不允许。所以就认清自己的命运，就是当沥青，做一个中国商业电影的铺路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也谈不上是妥协。
    我希望自己这个阶段的创作，能够在电影工业中赎买未来的创作自由。当有一天我能够拿到华谊优质的资源，我也许就能拍出自己真正想要的电影。这个只能随缘。
    我记得以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如果真的一辈子没有机会，那我就做一个认真的关注者，在底层，肩负起所有的沉重和坚定不移；如果有机会，就好好去拍电影，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