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罗森堡（Jerome Rothenberg,1931—）是美国诗人、理论家和翻译家，他进一步扩大了传统的内涵和领域，主张“从人类经验最广阔的领域去寻找诗歌传统”。他相信诗歌的力量，相信诗人可以通过诗歌来改变世界。罗森堡的诗关注和探讨人与世界、与时间、与生存和死亡的广泛联系，对精神和肉体、性别意识所带来的生存观差异等话题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
    由“本质哲学”向“存在哲学”的转向。在《我无法说出我是谁》（树才译）一诗中，诗人这样描述：“我并非/生来就活着”、“我无法说出我是谁/但我投身其中/并且言说/好像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谁”一直是西方哲学面对的基本问题。然而，他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驻足于事物和客体身上”（W.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把人同自然一样客体化，从理性的本质规定和抽象的普遍人性论出发去探究人的问题，力图寻找出人固定不变的本质。这无疑是把活生生的具有丰富可能性的存在过程遗忘了。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误区。进入20世纪，人的生存危机愈发凸现，这更使得追问“存在的意义”成为当务之急。罗森堡说“投身其中/并且言说”意在暗示：人（此在）是通过他的主观生命活动领会自身并获得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好像的确有了一种把握：“知道我是谁”。罗森堡以诗的语言揭示了20世纪由“本质哲学”向“存在哲学”的这一转向。
    罗森堡是从“名字”开始思考传说的。他在《给生命以肉体》一诗中说道：“我没有别的名字/除了/别人留给我的”。这句话起码指出了两个确定的事实：其一，“名字”反映了人最原始的一种符号化活动。正是从这里起步，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二，一个人的符号化思维和行为的能力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制约。这种制约因生命的传承而存在，从这个角度讲，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声音/在我的头脑里丁丁响/像一些小珍珠。”然而，“它（名字）背后的那个声音/从来就不是我的声音”（《我无法说出我是谁》），我不是“我”。我之为我，是声音的独特、面目的“独特”，而非背着祖先因袭的重负。既然要解放、塑造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要从不合时宜的传统中蜕变，成为一个新个体。然而，保守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为了达到目标，诗人表达了一种试探、一种决绝、一种似乎不留余地的狂妄姿态：“我试着把他们推开/一边说着脏话。”前文所提之哲学的转向已充分印证了“推开”这一历史性动作的可能与必要。
    “先是一个生日/随后就是墓穴”（《给》），这一“黯淡的命运”，谁也无法摆脱，因为“时间是故事的一半/死亡也是”（《我无法》）。另一方面，死亡具有不确定性和日常性的特点。它潜伏在平凡生活之中，诗人描述此情境颇为诙谐：“从你的口袋里/抽出一个小药瓶/嗅嗅它而死就在近旁”（《最后》）。人是如何存在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死亡的态度。要么超越死亡之畏，要么从死亡中“等待自己”。诗人采用了第一种途径：他“逃离阴影/为了躲开被/上帝逼疯的老人们”（《我无法》）。老人意味着渐渐逼近的死亡的阴影、禁欲、衰老和过度的理性，而这些有碍于对生命丰富的感知。所以，诗人要“逃离”，他逃入了梦境：“我跟随那些野兽/它们的眼睛/在夜里映着我的脸”。在此，“野兽”与老人相对，意味着丰沛的活力、感官之欲、非理性的世界。这句诗通过黑夜里野兽的眼睛这一意象暗示诗人潜意识里对生命的无限迷恋、对力与美的追求。他试图通过存在的丰满克服死亡带来的永恒的虚无。可是这种努力效果如何，是否能真的战胜虚无，尚存疑问。为此，诗人写道，“有人下命令/把死亡吃了。/我去找寻答案/但那些问题/始终没有到来。”（《最后》）
    死亡的虚无无法战胜，但我们可以通过肯定现实、确证存在。“我在睡梦中看见自己/我触到了我的手臂。/我庆祝/做爱的新花样。”（《我无法》）“你呼吸时/你的胸脯/那起伏的方式/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最后》）诗人真实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他热爱日常生活，意在领会自身。另一方面，诗人探讨了个体存在与世界的关系：“我想得到某种保证：/即便在我死后/世界还将继续”（《最后》）；“我的手指/从你的头发里掠过/我感到宇宙重又闭合”（《我们永远》）。个体存在离不开世界，但世界的运行并不因存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发生改变。因此，诗人才说：“我梦见螺旋线/和一列火车/驶离车站不再返回”（《给》）。世界在时间的轨道上前行，人类社会以螺旋的方式上升，人的存在的意义在绵邈深邃的宇宙思维面前得到了消解。
    诗人凭借广博的哲学经验写诗，他对存在哲学的诗意探讨尽管没有断语式的结论，但其丰富思考却引发我们更好地“去存在”，去领悟和追问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