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觉得当一个以虚构和想象为己任的小说作者有一天开始忍不住要向历史深处的褶皱和肌理回望的时候，一定是开始感到了想象的苍白与现实世界的某种匮乏。
    当你感觉到你被某种力量推动着，要向那些真相追溯的时候，你会忽然明白一个词的含义，那就是责任。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很空洞的很好大喜功的词语，就是在写作的途中，有一天我忽然悟到了这个词背后的某种含义。那就是，一个写作的人倘若没有一点责任感，那么他的作品又如何与世界具备深层次的血肉相连。倘若连一点血肉相连的东西都没有，那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
    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这篇小说里，我便试图在做一些这样的努力。我在时间与生活及传说中，零零散散地收集齐了几个这样的人物，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空间里，一个小城里，一段岁月里。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黄昏，我在老家的街头看到了一个独自挥舞塑料宝剑的男孩，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只是两只眼睛里还闪着儿童们特有的光亮。我好奇地问他，你几岁了，为什么不去上学？他只说，八岁了。便不再说其他。这时候过来几个附近的小孩在一起做游戏，他羡慕地看着他们，为了加入他们的游戏便让出自己那把破旧的宝剑，他说，我可以让你们玩一会我的宝剑，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很贵的，这真的是一把好剑。可是邻居的孩子们并不和他玩，只把他孤零零地抛在一边。这时候有个好事的老大爷走过来告诉我，这小孩的爸爸进监狱了，母亲是个妓女，也供不起他上学，还骗他说他爸爸去了澳大利亚了，搞得这小孩只要一见到人就急忙炫耀，我爸爸去澳大利亚了我爸爸去澳大利亚了。我记得我听完这个故事，一边往回走，一边在夕阳下满脸是泪。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一定会把这男孩写进小说，因为这是我能够去爱他和爱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
    同样是在我家乡的小城里，我见过那些从文革中活下来却被命运的后遗症伴随终生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还活在曾经的一个大梦里，怎么都无法醒来面对眼前的世界。他们身上阴郁颓败的气息总是让人要去联想那段岁月究竟给予了他们什么。我见过平反之后一直住在农村的女教师在多年之后还是要以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好像，她的生命中已经有了某个无法打开的结，凭着她个人的能力她实在无法做到这种与历史的释怀和和解。我还见过因为在那段历史中成分不好没有上过一天学从而变成文盲的男人，他深深为自己是文盲而自卑，却又拼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冒险去做各种博弈式的事情，使他在后半生都充满了赌徒的悲剧气质。我还见过最老实巴交的一对母子，母亲生前是个小学教师，有一份工资，儿子赶上下岗潮导致无业。儿子在母亲死后秘不发丧，忍着悲恸冒领着死者的那份工资，只为了自己还能生存下去，结果最后还是东窗事发。
    所有这些小人物和他们微不足道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只是个体，只是一个个分散在大地上的故事，细细去想去追究，却可以发现在每个人每段故事的背后都有着深渊般的缘由，都一定会与多年前的某个历史节点挂起钩，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其实早就站在历史的那个节点处了，只是他们怎么能知道，旁观者又怎么能知道。就像一颗原子弹在上空爆炸需要两秒钟，而它的结果需要一代又一代新出生的人去验证。但是，就算他们如神算一般早就知道那个历史的节点那个拐角处会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避开？能避开的就不再叫命运，没有命运的就不再是人类。
    去拥抱这些在文字里出生又在文字里死亡的人们，我想，这便是在这世上对一个人最好的相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