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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领导人关注《辞海》编撰出版 墨绿的封面，书页已有些发黄……镜头摇过1936年《辞海》第一版，定格于2016年通过国家验收的《大辞海》。 数秒画面，时光之履已跨过80个春秋。2016年12月29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播报重磅消息：“习近平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80岁的老《辞海》，成为新“网红”。 《辞海》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几代中国人案头的“无声老师”，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档案馆、大事记和里程碑”。 在这一辞书里程碑的起点刻度里，历史留下了一位湖南溆浦人的名字，他就是《辞海》第一版主编：舒新城。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的消息传出，在辞书出版界，特别在舒新城的家乡溆浦，人们感到无比自豪。 2017年1月3日，一场关于舒新城与故乡的座谈会在溆浦召开。与会专家说，一部《辞海》关乎中华读书人。几代领导人重视《辞海》编撰出版，更增加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是啊，《辞海》的编撰也曾惊动一代伟人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舒新城念念不忘对1936年版的《辞海》进行修订增补，但直到退休也未能如愿。推动《辞海》修订的，是此时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 舒新城与毛泽东同庚，在湖南一师同过事。 毛泽东算得上《辞海》的忠实读者。转战陕北，他箱子里只带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辞海》。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舒新城，并对他提出的编辑《辞海》修订本和百科全书的建议当场表示“极为赞成”。毛泽东要舒新城“挂帅”。舒新城说，人手不够，经费有限，自己年纪又大了。毛泽东风趣地说：“自己干不了，儿子接着干。” 1959年春，66岁的舒新城任《辞海》编委会主编，吕叔湘、陈望道、夏征农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加入。编辑过程中，舒新城住院手术，仍坚持卧床审阅，出院后还多次带着干粮当午餐，到上海图书馆找参考资料。因过度劳累，他不得不再次住院，病情严重到实在不能执笔时，他嘱咐妻子代为记下《辞海》的修订意见。 1960年11月28日，为《辞海》耗尽最后心力、67岁的舒新城，魂归故乡。 54年后的2014年，舒新城纪念馆建设破土动工。 新年伊始，记者来到雪峰山麓，走进溆水岸边的四合小院，与人们一道缅怀这位著名的出版家。驻足在展厅里一幅幅当年的黑白照片前，仿佛那位着长衫戴眼镜的主编大人，还会从书堆中抬起头来说：编《辞海》，一点也马虎不得…… 中华书局7次相邀舒新城终于“出山” 舒新城的故乡在一个叫刘家渡的地方，青山绿水环绕。 1912年秋，19岁的舒新城为反抗包办婚姻，决意离家求学。此次出走，他在经济上与家庭断绝了关系，只好沿途靠卖字卖文糊口。到长沙后，他借得同族舒建勋的中学文凭，考入湖南高等师范。但不久他冒名考学之事被揭发，幸亏著名教育家、校长符定一慧眼识才，允许他继续上学，还让他恢复了本名。毕业后，他在长沙、南京、成都等地任教，并编著了教育书籍17种，计400万余字，成为当时教育界的“明星”。 也是在1912年，上海黄浦江边，26岁的年轻人陆费逵也干了件“大事”：开办了一家书业机构，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华书局。陆费逵出手不凡，他推出的《中华新教科书》风行一时，日间摆出未晚即售，为书局获得巨大声誉与利润。 20世纪初，念熟了“之乎者也”的农耕古国，正迎来一个白话文兴起、各类新知识新名词“大爆炸”新时代。《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已远不适应时代所需。受英日字典的启发，陆费逵颇有“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的雄心。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主持6年的《中华大字典》，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历时8年编撰的古代汉语工具书《辞源》。陆费逵发现，《辞源》仍拘泥于古语旧词，深感大众更需要一本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他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但《辞海》出师不利，几位主编者接连离任。 1922年9月，陆费逵应邀去上海吴淞中学演讲，与在此任教的舒新城邂逅。两人都有终身不做官的意愿和教育救国的抱负，相见恨晚，陆费逵更将舒新城视为《辞海》主编的不二人选。其后数年间，他先后6次相邀，都因舒新城想投身教育实践而未能如愿。1928年春，陆费逵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第7次约舒新城“出山”，终得应允。曾采访过舒新城家人的溆浦武陵文化研究会何先培说，陆费逵对舒新城十分器重，他自己月薪只有220元（银元），而给舒新城月薪则是300元（银元），是当时文人的最高工资。 接手《辞海》编撰后，舒新城导入英文《韦氏大辞典》的收词标准和编写方法，删减旧词增加新词，并加注新式标点，突破了传统的编撰体例，堪称当时最先进的中国词典编撰方法。为了搜集新词，他随身带着笔记本，哪怕去酒店吃饭看到菜单上一个新词，都要赶紧记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