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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元济总结的学英语的心得体会,足见那时他对英语的掌握已具相当水平。那么他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究竟如何? 根据《张元济年谱长编》的记载以及家人的回忆,我们得知他有一位英国朋友柯师太福医生。张元济和住所相近的好友严复、伍光建,常常在柯师太福医生家里的阳台上相聚聊天。严、伍与柯用英语对话,而张则在旁细听,用心揣摩。由此他的英语听、说能力大有长进。据我的堂姐、张元济的侄孙女张祥保回忆,柯师太福大夫结婚后,是在我们家度蜜月的。张祥保小时候认识柯氏夫妇,并经常听见张元济用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和他们交谈。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938年,父亲的一位美国朋友范海碧来上海,和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祖父、父亲和范在饭桌上用英语交谈,我一句也听不懂。这些回忆足以证明祖父用英语应对一般性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在张元济去欧美各国考察的情况中也得到印证———他于1910年启程赴欧美考察教育、出版、印刷事业,为时近一年。从几处记录看,在考察过程中与外国人的一般性交流都是自己独立应对。当然,由于这次考察,除英美两国外,还包括德、法、意、瑞士等许多国家,各国语言不同,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出席正式的场合,或谈比较重要的问题时,更需要翻译。 至于张元济的英语阅读能力,只从极少的资料中看到简略介绍。一见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访华游记,中有记述访问张家时的一个情景:“到张菊生家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摆着整套的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摆在书桌上,足见是经常翻阅的。此外,张祥保的回忆中有如下一段记录:“家里的书除了线装书、中文书以外,也还有外文书。我上了中学后,在一个柜子里发现各种学科的英文书:政、经、法、文、史、哲、天文、地理各类都有,如赫胥黎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有些书中叔祖还加上了蝇头小字的眉批。”这一段回忆很有信息量。赫胥黎(1825一1895),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莎士比亚(1564一1616),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世界最卓越文学家之一。他们的著作张元济也已涉猎,甚至还有蝇头小字的眉批,说明他在没有合适课本的情况下,干脆直接读原文。这种钻研的精神,恐非一般人所能及。 张元济还看到了辞典对于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于1905年初夏,登门拜访留美归国并已入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的颜惠庆博士,诚恳委托他主编《英华大辞典》。1908年3月《英华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精装上下两册,正文2706页,收入英文单词68000字。采用韦氏音标注音,词义解释采用英文、中文双解。辞典中收入大量科学单词。上海圣约翰书院院长卜舫济在为这部皇皇巨著写的序言中,赞扬商务印书馆主人出版该辞典的远见和明智,也为能找到像颜惠庆这样一位既通晓英文科学知识,又有精深中文功底的主编表示庆贺。在学习英语尚缺乏教材又无工具书的年代,这样一部大辞典的诞生,应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聘请人才方面,张元济也慧眼独具。1908年5月,他以月薪300两银子聘请精通英语的邝富灼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成为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时代英文出版方面最重要的负责人。 至于说到翻译的质量,张元济是具较高判断能力的。例如他以二千两银子的高价购买严复的《原富》译稿,并评论道:“本年购买译稿唯《原富》价昂,而译笔亦独精审。如此文笔,以后恐不易多得。”又如他对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印迈尔《通史》的评价是:“原本尚好,惟译笔殊欠修饰。”对于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前编、续编、三编的评价是:“搜辑甚富,而文字太劣。”能作出这样的鉴定需具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深厚的汉学功底,通晓英语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自非深于华文,无以究洋文之精奥。” 张元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英语学习,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以扫除国内陈腐之气,从而振发国民之精神。但是他对学习外文又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开化甚早,立国已数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窃谓今日设学宜抱定此意,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他的最后两句话,掷地有声,足以醒世。张元济之所以能做出一番功在千秋的事业,首先是他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祖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他,给了他智慧和能力,英语只是他一个有效的工具。张元济学英语的时代距今已一百多年,在全国一片外语热的今天,我们也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吗? 2016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