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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汉语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 现代汉语和白话的区别在于,白话面向书面古汉语,而现代汉语并不面向书面古汉语。它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 西川介绍说:“汉语真正落座于邻里之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也就是当古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之后。古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本来是平行存在的。读唐代王梵志的诗歌能够感受到汉语口语之根所扎之深之远。口语(记录于书面即白话)是每一个人的语言,不只限用于僧人和老百姓。《朱子语类》的宋代白话,离我们今天的语言其实不远。”《朱子语类》是朱熹的课徒实录。在西川看来,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说的却是和我们相似的语言,是件有趣的事。但一旦朱熹写起文章便又回到了正儿八经的书面古汉语。这种隆重的书面语言虽然也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但形态大致是稳定的,它保证了中国古代的道统、法统和学统的千年不易。 “现代汉语和白话的区别在于,白话面向书面古汉语,而现代汉语并不面向书面古汉语。现代汉语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西川介绍,从清朝末年开始,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人痛心疾首地意识到了汉语其实是一种有邻语言;既然是有邻语言,翻译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有了翻译才能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 西川说,使汉语接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从而达到改造汉语的目的,在一些人那里是有意为之。1931年12月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说:“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余孽,还紧紧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 西川认为,从林纾的汉语到如今的现代汉语,汉语的包容力在翻译的催化下已经大大扩展了。汉语的包容力、表现力又反过来作用于翻译,使得不少外国原本译不好和不能译的东西,终于能够顺利地进入汉语。西川感慨于当初林纾以桐城派古文翻译西书时,这样的情况他是不能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翻译的催化下,汉语才获得了它的“现代性”,才成为现代汉语。 3被有意无意地改造,汉语是否正在丧失其“汉语性” 此后作家们把汉语带向了三个方向: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回到方言;寻找和使用身体性语言。其中回到方言是与欧化现代汉语的反向动作,其可能性之一是回到白话文;而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和使用身体性语言,都有可能与翻译撇不清关系 这样一来,马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经过百年的使用,其间被有意无意地改造,汉语是否正在丧失其“汉语性”?西川告诉记者,已经有不少人在指责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中的一部分语言实践正在偏离汉语性。对此,西川认为其实汉语性一直都在。他为记者简单追溯了一下现代汉语的发展轨迹:现代汉语的发展基本上沿着白话文——个人化的、带有欧化色彩的现代汉语——集体主义的现代汉语等的发展轨道演化。此后作家们把汉语带向了三个方向: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回到方言;寻找和使用身体性语言。其中回到方言是与欧化现代汉语的反向动作,其可能性之一是回到白话文;而回到纯洁的现代汉语和使用身体性语言,都有可能与翻译撇不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性”的有无问题被提出来。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谋求汉语的本土化(一些人正在这样做)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问题。李白和杜甫从来没有追求过语言的“本土化”,古人没有自问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古汉语几乎没有邻居。它不需要一个语言的他者来帮助自己认识自身。 那么现代汉语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西川通过比较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指出二者的不同:英语的复句结构、逻辑结构等一些基本因素(其他西方语言类似),在古汉语里是不存在的,而现代汉语中的复句结构,恰恰是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中文从古汉语到现在讲究的是短句子。现代汉语的句子虽然有所增长,但依然不能达到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句子长度。在长句子中,词汇本身构成一种层层递进、螺旋上升或下降或推进的态势。这样的语言态势恰好能够满足语言的罗格斯指向。这是一种非遵从逻辑不可的、非遵从理性不可的语言,非遵从其内在制度的语言,是一种自我限定的语言。而“汉语是短句子,从符号记事到书写记事,规定了汉语的书写形态;而它最早的诗歌形态以四言为主。它散文中最华丽、最形式主义的书写形态是四六骈文”。西川说,在汉语行文中,每句话字数上的自然限制逼迫出它的跳跃性,而这种跳跃性最后呈现出来的是顿悟式的。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通过逻辑形态达到言说的目的和事物的真相,汉语则通过跳跃发散言说的目的和触及事务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短句子和英文(以及其他西方语言)的长句子所呈现出的真理观是不一样的。现代汉语由于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其真理观与古汉语比起来多少已经有些模糊,但由于它依然是以汉字作为书写媒介,所以它依然不同于西方语言。语言不一样,思维方式就不一样,文化也就不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