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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不但会活在你的亲人们中间，更会在你的同仁心中和读者心中活得同《英汉大词典》一样长久。”1991年，《英汉大词典》编写组成员之一的乔艾宓猝死，陆谷孙在追悼词的末尾说。 时隔25年，说这话的人也走了。2016年7月28日下午1时39分，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与世长辞。 是时，上海雷声轰烈，暴雨如注。 弟子朱绩崧评价，陆先生“于吾国外文学界，巍然一代巨擘宗工”。 1 学界“泰山北斗” 陆谷孙，江湖人称“陆老神仙”。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专门负责《英汉大词典》的编辑张颖取的昵称。 那时《英汉大词典》正编到第二版，陆谷孙放手给编写组的后辈。后辈们尊重他，大事小事常来请示，他两手一摊，说随便你们拿主意。 “他说要‘揭盖子’，说很多事情他在上面，年轻人没法出头的，整天把他名字写在前面。”张颖说。出版前，陆谷孙与张颖几番争执，希望主编能换成年轻一辈，而不再是自己的名字。却最终没拗过出版社，毕竟词典名称本身辨识度不甚高，读者来买都是冲着“陆谷孙”的名头。此后每逢媒体采访谈及《英汉大词典》，陆谷孙总要强调一句，这是团队合作，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陆谷孙30岁与词典结缘。此后21载，《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先后出版，成就一世泰山北斗的盛名。 埋首五年，跟随葛传椝、林同济先生，他一边“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下干校”，一边顶着催逼和监督的压力“曲线救书”，提高词典的实用性。当时上海市委写作小组需要了解国外情况的内参资料，陆谷孙因英文佳而成编译员，得以借机阅读大量英文资料。初版之初，极左的词条收录不少，但也多了不少英语新词。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一番修整，《新英汉词典》生命力渐旺，至九十年代初时，学英语的人基本人手一本，翻到边角都折起来。 197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国家任务被指派到上海。陆谷孙调派进编写小组。彼时编词典不用去“五七干校”劳动，编写组成员一度多达108人。两年后，改革开放，诸人各奔前程，编写组一度仅剩17人。缺钱，缺人，上面的领导不重视，陆谷孙气性倒上来了：非编完不可。 1986年，他接受任命，成为《英汉大词典》主编，当场立下投名状：编完词典之前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写书。 1991年，历时15年编纂的《英汉大词典》出版，在查得率和收词量上成绩斐然，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 2 “跟时间赛跑” 编完《英汉大词典》，陆谷孙本可以功成身退。然而他没有忘记，梁实秋编了《远东英汉大词典》，林语堂编了《当代汉英词典》，视两位为 role model（榜样、模范）的陆谷孙心动了。新千年伊始，他又将心力投入了《中华汉英大词典》。 不同于《英汉大词典》，这一次没有专业团队，所有参编人员全是兼职，聚散无常，唯有陆谷孙坚守阵地，倍加沥血呕心。周围所有人都说，他每天都在工作，没有一天停下来过。看得晚，睡得晚，起得却不晚。为提神，要喝酒、喝咖啡、喝浓茶。 按陆谷孙自己的说法，这是在跟时间赛跑。2014年第一次脑梗后，他曾经无不担忧地对保姆“胖阿姨”说起：“这个大词典我不知道还编得完吗？”胖阿姨安慰他：“编得完的，那么多人等着你呢，你慢慢编，不要急。累了就休息休息。” 1991年，在一篇名为《关于生和死的思考》的悼词中，陆谷孙写道：“我常想，《英汉大词典》当然是我们大家所钟爱的‘精神产儿’，但与此同时又好像是一种物化了的巨大的吞噬力量，无情地消耗着我们的心血乃至生命。既然是一项事业，它就要求牺牲……”这似乎也成了《中华汉英大词典》和他自己的写照。编词典从不是一条热闹的康庄大道，同路者始终寥寥。但这终于成了陆先生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最初是被调派，那么行至晚年，他已将之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贯至终身。 3 名利场外走，身边人中留 相熟的人说，“老神仙”虽是戏谑，倒也确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陆先生的风骨。 《英汉大词典》的出版，以及陪同朱镕基访问香港时，与时任港督互背莎士比亚名句，使陆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大增。1991年评奖，有四个头衔非要给他不可，最后他推了三个，勉强拿了“上海市劳动模范”——劳动总归还是劳动了的，不算太亏心，别的都太虚。但领奖仪式也不去，怕浪费时间，请也请不动。 此后二十余年，各种奖项纷至沓来，所谓高端学术会议、机构邀请也从未中断。陆先生最看不惯学术圈中“拜码头”，做评审“判官”的做法：“我深感这工作有时干不了，有时又不屑干，还是金盆洗手，老老实实当我的教书匠为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