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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必经之路。“文学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文化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然而反观文学翻译作品出版种类、发行数量等硬指标,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在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究其原因,翻译难辞其咎。笔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培养本土翻译人才固然重要,而发挥外籍翻译人才的作用更为关键。 本土“中译外”人才紧缺 翻译人才,特别是“中译外”人才是决定“文学走出去”战略成败的关键。然而本土“中译外”人才十分紧缺。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在文化交流中的“译入”和“译出”严重失衡。西方世界大量的文学、社科和自然科学著作被引入中国,在各个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而中国自己译出的作品却寥寥可数。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本土翻译家大多致力于“译入”,忽略也无力于“译出”。可喜的是,为数不多的“中译外”大家如许渊冲、杨宪益夫妇、沙博理等披荆斩棘,将大量文学经典译介到了海外。然而,许多优秀的老一辈“中译外”大家或已经辞世,或停笔在即,后继无人。目前虽然多所高校设置了翻译专业,但是由于文学翻译门槛高、收入少,毕业生大多从事非文学翻译工作。而文学翻译者中的大部分也仅仅从事文学“译入”工作。因此,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间内,专门从事“译出”工作的翻译人才仍将供不应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海外翻译家和汉学家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被称作“没有到过中国的中国通”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他翻译的《中国诗歌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不仅广受英美国家读者欢迎,且被认定为英语文学的重要部分,深深地影响着英语诗坛。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因成功翻译《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而名声籍甚。虽然霍克斯版的《红楼梦》受到了许多诸如“文化霸权”和“消解中国文化”的质疑,但这部翻译作品的文化传播价值不言而喻。当代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的外籍翻译家也屡见不鲜,如英国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澳大利亚翻译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印度翻译家狄伯杰(B. R. Deepak)和日本翻译家饭塚容(Iizuka Yutori)等。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他走进世界文学最高殿堂不得不部分归功于外籍翻译家。瑞典籍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将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翻译成了瑞典语,在中瑞文学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而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则被认为是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界开花结果的“接生婆”。实际上,这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还帮助包括苏童、毕飞宇、冯骥才等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打开了英文图书市场。相比于本土翻译家,外籍翻译家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空间优势和文化优势,其翻译作品更易被西方主流读者接受。顾彬、马悦然等国际著名汉学家都认为,优秀的外籍翻译家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