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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本民族没有文字,这些民族“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汉语文开展教学”。 第二种:有的民族,如纳西族、水族等,虽有自己的文字,但自己的文字不常用,结果“就只能是全部或部分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汉语文”。 第三种:民族杂居地区,没有条件按民族分班,只能不同民族孩子混合上课,这样也就只能使用汉语文开展教学。 第四种:比较大的且有自己的文字、有本民族教师的民族,可以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本民族语言开展教学。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民族语言本身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居于优势地位的汉语的冲击。这种冲击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的冲击,而是自愿接受的冲击。现在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接受汉语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以便在学业上、科技文化掌握上赶上甚至超过汉族地区的孩子,以利于今后找到更为理想的工作。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从整个地区到各个家庭,到个人,要摆脱贫困,要发展,要走向富裕,必须学汉语,必须走出村寨,走向东部发达地区或去东部学习深造后再回到本地区发展自己家乡的经济、科技,或经商于东部和本地区之间,或直接在东部工作。因此,民族地区青少年学汉语已经并正在逐渐成为自发的、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且得到多数家庭的支持。从1949 年到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所经历的“从边疆语文教学转为民族语文教学”到“从民族语文教学转为自行选定式双语教学”到“从自行选定式双语教学转为集体约定式双语教学”三次转型,[3]也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而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对母语的冲击———母语只成了一般生活用语,而政治语言、经济语言、教育语言、科技语言等都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汉语。 至于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虽一再提倡,也采取一定措施,但因并无硬性法规,也就只能完全取决于个人勤勉程度,谈不上能达到“两全其美”的目标。 现在看新加坡。新加坡1965年取得独立,并建立了新加坡共和国。当时,有四大族群———华人、马来族人、印度族人和欧裔族人,华人人口约占80%(现在只占到74%),欧裔族人只占0.43%。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要生存、要发展,必须面向世界,走向国际。所以当时的国家领导者就确立了以英语为主流语言(或称顶层语言),规定外交语言、政府语言、经济语言、教育语言都用英语,同时要求学好母语,以传承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实行“母语-英语”双语教学政策。这个语言政策很英明、很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外交的发展。应该说新加坡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到80年代初就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国家,其正确的语言政策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也出现了老一辈华人不愿看到的但又无法避免的局面,那就是由于主流语言是英语,对个人而言,无论工作、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直接受其牵制,不可避免地普遍将英语学习放在首位,久而久之,不可能不影响母语的发展。新加坡资深语言学家周清海教授感叹说:“新加坡四十多年双语教育的结果,是使新加坡人普遍向英语认同,最近,年轻的新加坡人甚至在英文报上提出‘英语是我们的母语’。”[4]而这也迫使政府于2004年推出新政策———“报读大学华文第二语文成绩只需达到所定的最低水平,分数不再算进总分等等。”[5](P208)而这进一步造成华语语文程度普遍低落,以致使老一辈新加坡华人面临一种忧虑:“英语会不会逐渐被新加坡人认为是自己的母语?”[4] 这样看来,在“母语-全国通用语/国家主流语言”双语教学进程中,“语言的实际功用及其效应”必然凸显全国通用语/国家主流语言,而母语逐步退居第二位。双语教学的实践告诉我们,“掌握双语是不容易的”。[6](P75-88)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