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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历,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为英华书院编写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等教科书。为克服编辑教科书中的困难而加强合作,他们于1877年组建了“益智书会”,专门负责编辑、出版教科书。益智书会总计出版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心理、历史、哲学等各科教科书共98种,20余万册,销往全国各地。此外,还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传教士出版机构与团体参与了清末教科书的编辑。教科书因其权威性和受众的广泛性,在近代术语的厘定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术语因出现在教科书中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创办报刊。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传教士入华之初只能在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进行传教活动。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刊行的。该刊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兼及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天文等知识。其中宗教术语的厘定,多沿用早期汉文西书中的译词,如圣经、灵魂、耶稣等,但一些天文学术语的翻译如行星等已有不同。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5年在广州,1837—1838年迁往新加坡)。该刊沿用和创译了一批近代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术语,如赤道、经纬线、国会、文艺复兴等。此外,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还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为吸引中国读者也兼载部分非宗教性的内容,有的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传播西学的综合性报刊如《六合丛谈》等,或成为知识性专刊如《格致汇编》等,其中厘定的学科术语甚多,涉及地理、政法、经济、教育诸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