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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以遗老心态译介托尔斯泰,虽然确有历史巧合与因缘际会的成分在里边,但无巧不成书,这无形中却也为“五四运动”之前的俄国文学译介添注了强劲动力。 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可以溯至20世纪初。其中被译介持续时间最长,中译本数量最多,参与译介者最多的,是托尔斯泰(1828—1910)的作品。经过辛亥革命洗礼,“世界化”头脑相当发达的新派知识分子们译介托尔斯泰的热情高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件;但以清室遗老自居,一生反对白话文、新文化的林纾(1852—1924)老先生,此时却也加入到译介托尔斯泰的行列中,这就不得不让人颇感新奇,莫名奇妙了。 原来,早在1914年7月至12月,林纾翻译的托氏短篇小说多种,就以《罗刹因果录》的总名,连载于《东方杂志》第11卷1～6期之上。紧接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迅即出版了这部《罗刹因果论》(1915年5月初版)。《罗刹因果录》中所收录的7部托氏短篇小说,在当时还并非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作;即使100年后的今天,没有深入研读过托氏作品的普通读者,对此也不会特别熟悉。那么,本身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完全靠合作译者提供中译底稿,在此基础之上再行修润的林纾,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生僻作品,并将之结集译出呢?这样的结集之后,又为什么会取出“罗刹因果录”这样类似于佛教寓言故事集的名目来呢?这一切,恐怕还得联系林纾个人生平来加以考察。 编译《罗刹因果录》时,林纾已年过花甲。辛亥革命之前,他在前清的考场与官场上均不如意,但缅怀前朝、坚称遗民的心态却是相当顽固的。事实上,林纾虽精通古文、诗文书画无一不通,却在科场屡屡失意。虽然他认为中华文言,乃帝国之大学问,用于译述外夷洋书尚有失体统,可仕途无望,迫于生计的他还是渐次开始了大批量的译述工作。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译成名”之后,20年间,林译英法各国小说已有百种之多;但在靠译笔谋生、生活渐次优裕之后,他也时有借洋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举,时时不忘以传统思想针砭一下民国近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