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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翻译体或翻译腔在很多场合都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的。但实际上，翻译文学与原创中文作品客观上确实在“体”、“腔”、“格”上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本身不仅应该是中性的，甚至也是十分必要的。形象地说，我认为，在文体的革新上，翻译体既要兼顾每个特定时代读者接受度的平均值，也始终应该保持着比原创文学“快半拍”的节奏，形成对原创文学的刺激，这样它才更有存在的价值。 举两个反面的例子。 其一，微博和微信上常常可见一类帖子，列举一些英文的“美文”，然后用大量几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貌不合而神更离的译文来反证“中文的博大精深”，比如把乔布斯的情书和所谓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变成乐府诗、唐诗宋词，这样的游戏娱乐一下是可以，但那么多普通读者甚至文化名人都对此推崇备至，可见现今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何等陈旧和肤浅。在我看来，如果要增加民族自豪感，加强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那还是去读纯正的乐府诗或者唐诗宋词，来得更地道些。如果希望通过借鉴译文来丰富中文的表现力，打开创作思路，那为什么要如此洋洋得意地破坏原文的内容和结构而浑然不自知呢？对于这样的标准，我个人在翻译实践中是坚决抵制的。 其二，多年来，不断有读者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福克纳的作品连着几页没有标点是印错，或者是翻译的问题，哪怕在我们告诉他们原作如此的情况下，仍然认为我们有责任替作者断句。我觉得，其实更应该反省的是现当代文学观念普及上的问题——我们的读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世界文学？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不光要靠翻译界，创作界对读者的影响可能更直接，更重要。中国作家只有在创作中用更开放的心态容纳世界文学潮流，与之对话、互动、撞击，用更先进的标准“请进来”，反过来也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介于翻译与写作之间或两者兼备的译者/作家，是对上述互动和碰撞关系最敏感的人群，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村上春树和纳博科夫。他们本身也都同时担任翻译，而且毕生都对翻译投入较大的热情和尊重，这种实践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的文字。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综上所述，从历史传统、环境优势和人才特点等诸多因素考量，上海具备“从翻译与写作双向关系切入，促进两者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共同繁荣”的历史条件和良好基础。甚至，就这一点而言，应该当仁不让地说，上海具有全国最好的条件和基础。 （作者为知名青年翻译家、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