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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和微信上常常可见一类帖子，列举一些英文的“美文”，然后用大量几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貌不合而神更离的译文来反证“中文的博大精深”，比如把乔布斯的情书和所谓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变成乐府诗、唐诗宋词，这样的游戏娱乐一下是可以，但那么多普通读者甚至文化名人都对此推崇备至，可见现今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何等陈旧和肤浅。 在翻译界，文学翻译是个很特殊的群体，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我自己其实常常能感觉到一定意义上的身份焦虑。文学翻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创作？就个人体会而言，将世界级大师的原文转化为中文的过程，既不断刺激我在创作中的表达欲，有时候也会抑制我的表达欲——优秀的文本见过太多，到自己落笔，常常容易自我否定。这两种反向的力量究竟哪个更强大，还是势均力敌？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很想探讨一下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翻译文学是近代以来深入改变中国文学走向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在今时今日正向更纵深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影响往往被低估或者曲解，又或者流于表面，更多被提及的还是语言上的流变，程式上的借鉴，而非文学视野和思维方式上的渗透与对话。文学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的位置，其在理论上的认定仍落后于实践。 现代中文写作，及现代中文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世界文学潮流的逐渐吸收和接纳，反过来也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的转化。我们现在的读者与林琴南时代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 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这个“雅”字，如今应该怎么理解？ 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定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是合适的？ 以前规范的译文中是绝对不可以保留原文的，现在，这个标准是否有必要打破？ 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而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 …… 这些上升到翻译理论就是所谓异化与归化之争，但它实际上确实在影响我们这些从业者每天的翻译实践。翻译实践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我们每个翻译者的平衡点都不同，所有译者在同一时代形成的平均值在客观上就构成了时代的标准。我认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在研究新标准的制定时，“翻译与写作的关系”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研究。是否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重视，是一定会影响到标准的制定的。如果不把这一点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而仅仅让“维护汉语纯洁性”这样大而无当的僵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来要求文学翻译，显然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