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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作家的个性 辽宁日报:《繁花》胜在语言。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等上海作家也都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您如何看待同一地域的这些作家的创作? 金宇澄: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安忆写《长恨歌》、陈丹燕写“上海三部曲”,还可以再列上程乃珊、王小鹰、卫慧等一群女作家,开创了某种“上海书写”的格局,而且统领了近20年之久。希望这格局有所突围,相信是很多人的期待。对于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王安忆用上海女人的务实与韧性来解读,陈丹燕从欧洲文化和殖民历史来破译。 辽宁日报:也有人提出您作为上海作家,创作走了一条和张爱玲、王安忆等上海作家不同的道路,您怎么看? 金宇澄:上海评论家毛尖说:她一直以为小说写上海,要用许多许多“的”,但《繁花》基本不用“的”,也写出了上海。这特点是我用母语(沪语)思维写这30万字,并且改良。评论家李敬泽也曾经说:老金如果不这样写,这书可能没人看。 母语思维,文字改良,前人不会这样去做,韩邦庆写《海上花》,就像胡适先生说“我手写我口”,在不普及国语、普通话的年代,读者们对方言的辨识度和听力,都比当代的读者强,方言如何说,手就可以如何写,不必改良。到了张爱玲时代,已经讲国语了,她基本是用国语写,吴方言的写作,就闭幕了。但北方方言,仍可以一直写下去,因为早前的国语和以后的普通话,都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形成的语言,老舍和王朔都可以用北京方言写。《繁花》是在普通话早已普及三代人的当下,不论对话、叙事全用沪语的一种尝试,除去阅读的障碍,在语言上改良,以求得读者的注意,语言上下功夫,整个修订过程,是孤独的努力,我做了一件孤独的事,别人不会去做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