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中的“叙”则简单介绍了字母的创作思路及“四声”如何在“韵母”、“音韵”的字形中体现: 写土音之法用韵母一、音韵一,假作反切,合而取声,凡韵母中无剔脚者为高声,有剔脚者为底声,有三角者为出风,如 是也。音韵中有一点者为入声,两点者为重鼻音,方口者为轻鼻音,如是也。凡平声概不加点於外,如之类是也。其余加点在左者则为上声,加点在右者则为去声,如之类是也。计韵母、音韵共七十六字,反切取声共成八百八十字,由此参取四声,则土音之应用无穷矣。 虽然“叙”中言其共有880个土音字,但是其后的“土音总目”中一共组合出759个字。其中651个用汉字标出相对照的音。其余108个无对应汉字,大部分都是因为其与其前后一字只有声调上的差别而未标汉字。在这个目录里,其拼音文字排列顺序是按汉语自上至下、自左至右排列,每一列基本以同一韵母为纲,变化的是声母与音调。这651个用作注音的汉字需用上海方言来读才能与其对应的土音字的读音相匹配,如“和”所标示的“ ”,“婆”所标示的“ ”,“吃”所标示的“ ”,“六”所标示的“ ”,按其字母读音规则,应为今天汉字的“胡”、“扑”、“车”、“陆”的音,与“和”、“婆”、“吃”、“六”在上海话里的读音近似。此种方法还是借鉴了麦都思等人以汉字拼写上海方言的方法。这种以汉字为土音字再注音的形式使得这本书更适合于当时操上海方言的民众,完全不适合只懂官话或他地方言的中国人,也不利于外国人学习上海方言。这也就是后来为何又出版了以罗马字母拼读土音字教材的原因。 “土音总目”实际为土音字字典,初学这种拼音文字的人可以把“土音总目”当作读音字典,对照学习。由于“韵母”与“音韵”借鉴汉字横竖等基本笔画,而“韵母”(即声母)部分采用汉字的“扌”、“木”、“亻”等偏旁部首,这就使得土音字看起来与汉字很像,这也正是高第丕得意之处,认为自己发明的土音字依然与汉字有联系。高第丕认为自己的拼音文字易于为人理解,使用起来简单易学,正如该书封面背后所印“此字笔画甚少,最为易学,五、六天即能通晓,第需记清音韵字母而已”。 在文后高第丕又以5句上海话为例,“今将上海话一、二语,旁边音出,以便入门,余可类推”。先以一列标出汉字所写的上海话,再以一列标出拼音文字,如“侬忙拉否,进来坐坐。 。” 全书最后有一附录,共2页,全部为拼音文字,是一篇非常口语化的小短文,应是与前面的上海话例句一样,是给学习者的一篇范文。 创造出上海土音字后,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们积极投入到其推广中。1856至1859年间相继出版了多种用其编写的出版物,现仍能看到的有1856郏爱比夫人的《善恶经》和《伊沙婆个比方》,同年高第丕夫人的《三个闺女》,以该文字所著的字数最多的书籍《圣经摘录》(至少有3册,笔者只看到1857年所出第一册和1858年第三本),1859年出版有郏爱比所作《赞神诗》和《路加传福音书》(共有106页)。除这些宣教类图书外,1856年高第丕还出版有一本15页的科技小册子。这些书籍从封面书名到内容均用上海土音字,我们今天需根据《上海土音字写法》等教材才能缓慢辨读。从1856年后所出的这些书籍中可以看出,上海土音字在1855年公布于世后也有所修订,这些书籍中出现的一些字在《上海土音字写法》中是没有的。 1855年至1861年出版的上海土音字书籍大部分篇幅不长,适于宣教时散发,事实上高第丕也确实曾非常热心地向路过的陌生人赠发土音字小册子。但是土音字本身的推广效果却是不佳。据后来高第丕自己的估计,前后也只有一二百上海人学过,而在1855年美南浸信会在上海的信徒不少于2500人,可见其文字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至于失败的原因,1888年高第丕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认为并不是土音字本身的问题导致推行失败,而是主张推广使用土音字的传教士在1860年左右都先后离开了上海。高第丕夫人与晏玛太夫妇1857年夏至1860年春回美国休假,高第丕本人也于1858年夏回美国,对其文字比较赞同的郏爱比夫妇则于1860年初回美国。1860年春高第丕与晏玛太两对夫妇返回上海后,忙于与太平天国沟通,加之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南浸信会的经济来源断绝,这一时期传教士们的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有的则转做其他行业,无力于宣教与图书出版。所以虽然高本人一直在上海工作到1863年8月,但是从1861年起,再也没有人投入精力在上海土音字的推广与出版上,这种上海方言文字很快销声匿迹,并很快为人们所遗忘。 虽然高第丕一直认为五六天即可掌握土音字,但是实际上五六天时间掌握拼音的使用方法没有问题,要记住其76个字母和759个基本字音却绝非易事;且这些拼音的写法当时还没有固定,经常出现同一个音两种写法,在后出版的书籍里经常出现一些字有的采用《上海土音字写法》里的写法,有些采用《善恶经》的写法。尤其是《上海土音字写法》以汉字注音,对于当时的上海人而言,也无法完全摆脱已有的汉字注音的影响,加之汉字同音字非常多,经常很难决定要读哪个音更合适,造成了他们的理解障碍。 另外在实际阅读中也存在很大困难。对于认识汉字而不懂上海话或能听懂但不会说的人而言(可以想象初到上海的传教士在经历一段时间学习后,大多应属此类),在掌握了其字母文字发音之后,在阅读过程中,所读出来的与上海话的音调差距甚远,对其所讲内容是一点也不明白。笔者将一些段落的拼音文字的音全部标出,感觉有一小部分可以明白其意思,大部分还是似懂非懂,远不如当时以汉字所写的方言出版物宜于理解。 1860年前后在上海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也并不是都同意高第丕的上海土音字,在美南浸信会推广土音字同时,以美国圣公会吉牧师吉夫人为首的一些美国传教士则利用罗马字母为上海方言创造了一套拼音系统,其代表作品即《上海土白入门》(1855),另出版有《Loó ka dzan fōk iung sū》(《路加传福音书》)、《S’-doo yung-dzan》(《使徒行传》)、《Mo-t’a’dza’’fōk iung sū》(《马太传福音书》)、《Ts’ah ya-jih kie’》(《出埃及记》)、《Tsing’ kiau’ iau’’le vung’-tah》(《进教要理问答》)、《Sung’kiau’yu’-yak》(《圣教幼学》)、《De-le-ts vung-ta》(《地理志问答》)等一系列的罗马字母拼读上海方言图书。即使是热衷于推行土音字的高弟丕、郏爱比在同时期也有罗马字母上海方言图书出版。这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土音字的推行并不顺利。 在1860年代之后的上海方言书写史上,虽然1868年左右范约翰前后出了至少9种罗马字母上海方言小册子,却不能动摇以汉字书写上海方言的坚实地位。除大量宣教类图书外,晚清还出现了汉字拼读的《福音新报》等上海方言刊物。 纵观五口通商后二十余年,由于上海的地位不断突显,不仅出现了以宣教为主要目的的大量上海方言文献,艾约瑟、玛高温还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的上海方言语法及词汇、短语书籍,这些不仅对研究上海方言变迁史有意义,我们还可以在其中找到新事物在近代语言接触中的反应,它们更是探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传教士的上海方言文献还对整个中国近代方言文献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吴语区,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苏州传教士的方言文字从形式到内容仍以麦都思等人的汉字拼写上海方言著述为蓝本;近代杭州方言文献也受到了上海的影响。但是近代上海方言文献的影响不仅限于吴语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进入中国内地及北方沿海地区的传教士都以上海为最初进入中国之地,原来在上海的高第丕等人也改往他地传教,早期来沪传教士对上海方言的重视与文字记录方式因此传播至他地。高第丕就把他在上海方言上的工作方法带到了山东登州,他利用上海土音字的拼写方式为登州当地创造出了拼音文字。 传教士遗留下来的大量方言及民族地区文字成为中国近代中上的特殊文献遗存,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我们在探讨近代基督教变迁过程时不可忽视的证据。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部分参考作者发表于《语文建设通讯》2009年总第93期的文章“《上海土音字写法》与高第丕的方言拼音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