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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史记》过程中,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受腐刑,本人在《史记》外的《报任少卿书》里愤愤述及此祸殃。沙畹特地在他的《史记》译本“引论”部分附载《报任少卿书》,且抒己见:“司马迁首先诉说自己被定罪所受的屈枉,描述李陵投降匈奴和因此受累的情势。在信的剩余部分里,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自尽,不以死抗争的唯一情由,是想要继续完成已经开篇的《史记》,企望后世为自己生时所受凌辱昭雪”。在“引论”第二节“司马迁生平”里,沙畹提出司马迁受刑并非纯粹缘于李陵事件的论点,说:“司马迁遭祸早有一个更为致命的起因。”对此,他引用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记(156-141),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沙畹依卫宏所言推断:“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在其《史记》中毁谤在位皇上和其父景帝惹怒了武帝,又在李陵事件中坐举降匈奴者,终于遗患受腐刑,后来又冒死抒发忿恨。”沙畹以史为据,并不完全认同卫宏之说。但在他眼里,至少司马迁是个耿介之士,秉性刚直不阿,敢于谏诤君主的诚实史学家。 确实,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慷慨陈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他指斥的“昏庸之辈”正是刚愎自用的汉武帝。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淫威镇四方的封建时代,司马迁敢于据实言“武帝之过”而“犯上”,勇气甚为罕见。在《史记》法译本的“引论”里,沙畹最后结论是:不容置疑,司马谈和司马迁的业绩,是他们开创了一种纪传体通史。他们之前,只有局部纪事。他们之后过了两个世纪,班固才编撰了一个朝代的通史。又经过12个世纪,才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迁博学,著述题材广泛,确为饱含远东文明朝气的不朽之作,一座万古流芳的丰碑。 我旅居巴黎,多年始终在找寻《史记》后一半“列传”的法语译文。在巴黎拉丁区“亲王街”友丰书局结识潘立辉先生后,我于2013年得悉他在企划出版全套《史记》法文版,并对之十分感兴趣。潘先生决定在沙畹已经翻译的五卷以及法国高等研究院学术导师康德谟补译的《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和《齐悼惠王第二十二》基础上,再请汉学家雅克·班岜诺教授续译完“列传”;新译出部分占整个《史记》篇幅近一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