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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虹：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合理想象，随着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元、影响力日益提高，中西文化交流的差距和障碍将逐渐缩减，西方读者对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毕竟原汁原味的译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文学的魅力。就像梅肖尼克所说，“翻译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翻译永远是具有历史性的存在，翻译的最终目标只能暂时地、部分地实现。尽管如此，“忠实”和“准确”仍然是翻译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之一，而翻译的“忠实”关键就在于对翻译最终目标的忠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曼一再强调：翻译不是方法的，而是伦理的，并且认为，翻译伦理就“在于如何定义‘忠实’”。说到翻译的忠实性，这也是近期围绕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讨论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翻译界和媒体不时发出“尽快更新翻译观念”的呼声，认为“忠实于原文”这一传统翻译观念已经陈旧、过时，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甚至明确提出“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刘云虹，许钧2014：11～13）。对于这样的观点，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 许钧：这让我想起了香港翻译界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场重要论争。周兆祥对“翻译”的传统形态提出质疑，认为“改写、编译、节译、译写、改编”等也是“堂堂正正的翻译方法”。刘靖之则认为，以满足读者需要的名义，任意增删、重写原文，在思想上容易造成混乱，在实践上“遗害极大”。两位学者的争论实际上给译学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界定翻译活动的范畴？在我看来，人类翻译历史悠久，翻译形式、对象、方法等都在不断丰富，翻译史上既有“忠实”的全译，也有“不忠实”的改译，译学界应该关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翻译现象，对之进行全面揭示并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在某种现象、变化或功利主义目标的驱动下轻易对传统和历史加以否定。翻译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发展，同时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我们不能把对翻译的阶段性认识当作对翻译的终极性理解。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正遭遇新的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各界提出了不少有关翻译的重要问题：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避免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遭受误读或曲解？如何克服障碍，使中国文学与文化得到真实的、有效的传播？我认为，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承载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战略意义，在目前“忠实”概念不断遭到质疑和解构的现状下，对“忠实性”的坚守，既是翻译伦理的要求，也是思想与文化继承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刘云虹：这一点非常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1995年以后，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分列于世界文化贸易的前5位，中国出口的文化商品50%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设备器材，是“世界文化硬件出口第二大国”，但在“文化软件”的出口上，却远远落后于五强的平均水准。这就说明，思想文化的传播恰恰是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最薄弱的环节。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戏曲、中国功夫等传统文化在国外颇受青睐，但中国文化经典在西方遭到误读甚至歪曲的例子却屡见不鲜。所以说，任何翻译方法的选择、翻译观念的树立都应基于把中国思想文化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真实地传达给世界这个根本目标。这里的“真实”首先意味着对他者文化、对异质性最大程度的承认、接受和尊重。这正是翻译活动在自身伦理目标下义不容辞的责任。 许钧：翻译是主导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重大力量，必然应在平等而长远的跨文化交流视野下有自身明确的责任与担当。 刘云虹：许老师，我最后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翻译研究，一直有各种“转向”的说法，有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也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向和伦理转向。各种转向对翻译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各种转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能否请您谈谈看法？ 许钧：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不能局限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思维。翻译研究有各种不同的途径，为我们加深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与理解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无论语言学研究途径、文化研究途径，还是后殖民主义研究途径、女性主义研究途径等等，都不是排他性或颠覆性的。多元的方法论正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从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所谓的转向，都不是从根本上对另一种研究途径的否定，而是呈现出并存和互补的关系，是某种补充、深化或丰富。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研究途径会给我们认识翻译和理解翻译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开启一种新的可能性。例如，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深化人们对翻译活动复杂性和文化历史属性的认识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应该在强调文化研究途径时忽视甚至否定其他研究途径的必要性和贡献。再如，我曾经强调，翻译研究要避免泛文化倾向，要回归翻译研究的本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语言学研究途径取代文化研究途径，事实上也无法取代，而是希望将研究目光拉回到翻译本身，让翻译理论探索围绕翻译活动展开。同样，我们今天谈的翻译伦理问题，非常重要，很有现实意义，但也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维度或一个层面，不应取代或遮蔽翻译研究的其他必要途径。只有立足于翻译活动在社会、文化、语言、创造和历史方面的多重属性，从互为补充的多元角度深入探索，翻译活动才能得到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翻译研究才有可能不断得以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