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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缅景颇语还存在矛盾、冲突的支流 中缅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语文政策会影响两国景颇语的使用和规范。比较明显的是，由于所属国的主体民族不同，两侧景颇语新词术语长期以来出现了语言影响的差异。如“共产党”一词，中国景颇语借汉语说成gungchandang，而缅甸景颇语借缅语词说成kommyunit pati（缅语借用英语）。许多新词术语，缅甸景颇语多用本族语表达，而中国景颇语在许多人的口语中已改用汉语借词。如“人民”一词，缅甸景颇语用mung masha，而中国景颇语除了用mung masha外，不少人已用汉语借词renmin。“主席”一词，中国景颇族口语中多用汉语借词jushi，而缅甸景颇族用tingnyang up，后来中国景颇文出版物也用tingnyang up，但在口语中不用。新词术语的差异，特别是借词的差异，给两地景颇族的交际造成一些阻碍。选用哪一国的新词术语，新词术语的使用要不要统一、怎么统一，往往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跨境因素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在两地边民的语言文字接触中，还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出现不同形式的碰撞和冲突，对我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也会因语言相通而传入一些不符合我国倡导的思想原则和违背我国方针政策的言论。在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动荡年代，部分青少年欣赏缅甸景颇族的一些低俗的电影、电视剧和言情小说，爱听缅甸电台的景颇语广播，甚至模仿播音中的“特殊”腔调，身心上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再如，缅甸景颇族部分人中的“民族独立”思潮也会通过语言相通的便利流传到我国景颇族地区，影响少数青少年的志向和理想，使得有些青年弃学到缅甸参加独立军，这显然与我国坚定倡导的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旨是不符的。 跨境民族语言规范向谁靠拢，是处理跨境语言问题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过去，跨境民族中往往是人口少的一方愿意跟随人口多的一方，这是一种天然的民族情感，有其合理的一面。跨境景颇族都有求同意识，认为不同国家的景颇族语言文字越统一越好，以便于民族内部的交流和发展。但是，跨境民族毕竟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两侧的语言必须受该国大局利益及语文政策法规制约，还存在与本国“国语”或“通用语”的协调关系，这就必然会出现一些与另一侧语言不同的语言规范原则，使两侧语言出现矛盾甚至冲突。多年实践告诉我们，跨境语言的关系始终是在调整“同”和“异”的关系中发展的，是“求同”还是“求同存异”还是顺其自然，往往成为如何对待跨境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求同存异”还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偏激。“度”调整合适了，就符合语言的客观规律，顺应民心；而超过客观的“度”，揠苗助长，就会出现反弹。 景颇文长期在中缅两国景颇族中使用，既有互利、互补的一面，又有竞争、矛盾的一面，同样存在如何对待“同”和“异”的问题。回顾景颇文从创制到推广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同”和“异”的矛盾。 景颇文是记录景颇语的一种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创制于19世纪末。景颇文的创制工作，从开始到最后成功，前后共经历了56年时间。创制者有中缅两国的景颇族知识分子、群众和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语言学博士等。景颇文的产生与基督教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与两国景颇族的要求有关，即随着社会的进步，广大景颇族迫切要求有反映本族语言的文字，通过它来发展本族的文化、教育。早在1834年及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森（Brown Son）及雷乌·纳唐（Rev Nathan）曾先后尝试用罗马字母拼写景颇语，但均由于未能科学地拼写出景颇语而告失败。接着在1873年至1885年间，相继有美国传教士弗朗西斯·玛逊（Francis Mason）、美国牧师卡欣（Cushing）、罗伯特（Robert）、弗莱谷·森（Fregu Son）等尝试用缅文字母拼写景颇语，但最终都因不能将景颇语较准确地表达出来而未能成功。直到1890年，美国牧师欧拉·汉森（Ola Hanson）和景颇族知识分子德冒诺和拉巴底等，在总结前人创制景颇文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缅甸八莫一带的景颇族地区，研究用拉丁字母拼写景颇语，终于在1892年获得了成功。它就是现行景颇文的雏形。1895年，缅甸的英联邦政府宣布正式推行这套景颇文。 这套文字最先在缅甸境内景颇族聚居区推广，除缅甸景颇人外，也还有不少中国景颇人学习。早期，景颇文主要在景颇文教会学校中教授，其中最有影响的景颇文教会学校有八莫、南坎、思巴坝、罗丹、罗孔、密支那、多彭央等7所。后来景颇文逐渐进入中小学和大学。在缅甸曾用这套景颇文翻译出版了《圣经》《赞美诗》《教徒手册》等宗教读物，还编写出版了识字课本、报刊杂志等。1906年，在缅甸仰光出版了Kachin Dictionary（《景颇语词典》，用英语对照景颇语）。这是国际上出现的第一部景颇语词典，具有开创性价值。该词典收入15000多词条。此后，景颇文在缅甸景颇族地区得到迅速推广，还用它出版了大量读物。由于中缅两国的景颇族同族同宗，长期以来跨境而居，来往密切，语言相通，因此这套景颇文字母很快就传入中国景颇族地区。早在1914年，英国牧师印戛在中国瑞丽县（现为市）等嘎乡的景颇族村寨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用景颇文教学和传教的小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盈江、陇川等县先后开办过十多所景颇文学校，如1947年司拉山（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在陇川县广山开办过景颇文学校。但这些学校大多数均因师资、经费的不足而先后停办，只有瑞丽县的等嘎景颇文小学保存了下来。德宏境内景颇文学校的创办，使景颇文在国内得到推广和应用（Hanson 1954：1-10）。 现行景颇文从雏形至今一百多年的使用过程中，曾经历过六次改动（1892年、1895年、1940年、1941年、1955年、1956年），基本上能表达景颇语的语音特点，但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没有规定文字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没有统一的书写规则，影响了文字的拼写统一性和准确性，造成书写上的混乱。有的元音用两种字符表示，如“o”做单元音韵母时写成“aw”，做复元音韵母时写成“o”等。新中国成立不久，有关语文机构组织语文专家和景颇族知识分子一起对景颇文方案做了单方面的修改，修改内容主要是规定了标示声调、喉塞音的符号。规定在非塞音、塞擦音声母后的紧喉元音用重写元音字母表示。1956年我国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为贯彻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靠拢的原则，对1955年的景颇文方案做了修改。这两次修改忽视了与跨境的缅甸景颇族及其政府商议或征求意见，引起了缅甸部分景颇人的不快。 1956年，中缅两国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芒市举行盛大的边民联欢大会，周恩来总理和缅甸吴努总理亲临大会。在会上，吴努总理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中缅两国景颇文保持一致的建议，希望中国的景颇文不要改。周总理当即表示赞同，指示云南省政府对原创景颇文方案不做改动。两国景颇族听到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一致拥护。此后，中缅两国共同使用的景颇文开始在学校教育、社会扫盲和出版发行领域广泛试验推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周总理的看法是英明正确的。当初对原有景颇文的改进与当时如何科学地处理跨境语言文字问题缺乏经验有关，也与当时民族语文工作中出现的“左”倾思潮有关。对待跨境语言文字，应尽可能“求同存异”，不要人为地加大分歧。求同，有利于跨境民族的交流和发展，也符合跨境民族的心理要求，是顺应民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