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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发展的角度而言，社会个体感受力的弱化甚至钝化势必导致焦虑，焦虑的最终后果则是无能，而无能的最终恶果将是暴力。罗洛·梅指出：当一个人“长期承受着无能感的重担(这种无能感会侵蚀他仅有的自尊)时，暴力便是可预期的最终结果”。[10](p162)他还强调：“暴力的根源在于无能。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种族群体。”[10](p162) 不同于情感的数字化表达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个体感受力下降并使得个体最终丧失组织和管理自身感受的能力，听觉互动基础上的情感表达和交流有助于刺激和激发彼此的情感感知，从而增强彼此的感受力。由于感受力是同情心和同理心(empathy)发展的情感基础，因此，社会个体感受力的整体增强，有助于社会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整体增强。笔者曾指出，同情心和同理心是构建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的情感基础，正是得益于人类所拥有的这“两心”，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本质上才是“一个自然而质朴的‘向善之境’”。[11](第6版)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把人类最原初的本性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对人类自身幸福和存续的热切关注；其二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对恶之毁灭性的厌恶。卢梭认为，这两条原则是自然法的“母则”。若把这两条原则应用到人类原初文化模式的构建之中，我们可以把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表述为：一个自然而质朴的“向善之境”。“至善”温柔的“和谐之力”自然地把人类对自身幸福和存续的关注、对他人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恶”之无端毁灭的厌恶转化为一种本质的规定性——痛苦的善。海德格尔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切活物都是适宜的，即善的。但这善是痛苦的善。”[11](第6版) 有鉴于听觉互动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发展的基础，又有鉴于同情心与同理心是人类情感结构的核心要素，是人类社会文化结构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听觉互动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Lakoff,George &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Lakoff,George &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 [3][美]格罗斯伯格·劳伦斯.改变情感结构，有可能改变世界[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03. [4]王馥芳.纠正“图像至上主义”偏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23. [5]Goss,Blaine.Hearing from the Deaf Culture[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03,12,(2). [6]Jones,L.& Pullen,G..Cultural Differences:Deaf and Hearing Researchers Working Together[J].Disability,Handicap and Society,1992,7,(2). [7]Padden,C.& Claire,R..Deaf Culture and Literacy[J].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1993,138,(2). [8]Montoya,L.A..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Prelingually Deaf Adults[D].New Mexico: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1994. [9][美]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陈维正校.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10][美]罗洛·梅.权力与无知：寻求暴力的根源[M].郭木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