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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 正所谓不破不立，我们正是从“图像至上主义”可能对文化造成的两大潜在的极端破坏性恶果中看到了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 1)听觉互动是诸多社会规范得以形成、固化、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从“图像至上主义”终极发展可能最终解构诸多社会文化规范这一点来看，听觉互动之于文化构建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对诸多社会规范的建构性。仅举一例予以说明：得益于人类听觉的远程接收能力，在面对面交际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一般认为彼此之间至少应保持50厘米以上的身体距离，这个距离被称作是舒服的心理距离)的情况下进行交际。听觉互动中人际间保持一定身体距离的交际习惯导致了人际间“心理距离”概念的形成。而彼此间“心理距离”的存在则是“隐私”概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基于隐私不可侵犯的原则，人类形成了诸多被广为实践的社会文化规范，如保护隐私、惩戒侵犯隐私行为、认可隐私价值、认可隐私保护之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认可隐私泄露的危害性等。 2)听觉互动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听觉能力使得有声言语交流互动成为可能，而有声言语交流互动正是社会情感结构孕育、发育和发展的“温床”。得益于人们在听觉互动活动中共享的信息、理论、实践、共识和信仰等，人们得以在听觉互动中运用一些被广为接受的交际原则(如话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和社会规范来约束、管控、组织和管理个体情感，如个体感受、情绪、意愿、愿望和欲望等，从而形成社会情感结构。 雷蒙·威廉斯把情感结构看成是“情感、欲望、情绪等的组织方式”。情感组织或管理本质上是给情感赋予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结构。[3](第6版)一旦人类的各种情感被赋予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结构，社会文化的情感结构就形成了。情感结构是传统文化理论所排斥的部分：“传统的理论将理性以外的一切贬斥为非人类的，所有的情感、感受、情绪、欲望都是女性、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3](第6版)“从启蒙时代开始，大多数的理论认为如果你要理解文化，就要理解三个概念：意义、表征和主体性。”[3](第6版)这三个概念都是所谓的“硬概念”：“意义”关乎的主要是理性的纯粹性；“表征”关乎的主要是逻辑表征的正确性和简明性；“主体性”关乎的主要是意志对自我的自觉掌控。这三个概念把文化理性化、逻辑化和“超我化”(指超越自我生物属性的限制)了。基于这三个概念，文化生活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这三个概念彻底否认了人类的情感结构对文化的建构性。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格罗斯伯格指出：“当代‘有机危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感受的问题，也就是情感。”[3](第6版)他认为“情感具有强度的区别，因此会形成非常复杂的组织方式”。由此，他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对情感结构本质及其特征的了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在特定语境下对世界理解的程度和可能性。换句话说，世界理解的关键在于对情感结构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解。他甚至大胆地宣称：“改变情感结构，有可能改变世界。”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基于听觉的人类情感表达正日益被数字化表达所取代。情感数字化表达指的是：人类主要通过诉诸于数字化媒介如微信、微博等各种社交媒体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和倾听来表达和交流人际和社会情感。由于我们多少有点忌惮数字化表达媒介的半开放性或者全开放性，加之考虑到数字化媒介交流互动的娱乐性、应景性、新闻性、刺激性和即时性本质，因此，相比较于面对面的听觉互动而言，我们在用数字化媒介表达情感时，更可能倾向于有意无意地遮掩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而有意无意地美化、放纵甚至伪装自己的情绪或者情感，以使之契合数字化媒介互动的特性。 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数字化媒介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文化情感结构。它使得不可见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表达变得浅表化、可视化(如各种情感符的大量使用)和可传化(如各种情感符的大量发送)，即给情感赋予了图像化结构。情感图像化结构本质上是对各种情感进行类型化和符号化的扁平化组织和管理，即主要用数量极为有限的(虽然表情符多达800种，但常用的不过几十种)情感符把人类各种典型情感特征表征出来。情感图像化结构对情感固有的多维性、心理复杂性、无意识性和不可言说性造成了挤压甚至排斥，从而把复杂的情感问题过度简单化了。 一旦情感图像化结构控制了个人的情感组织和管理，不但个体的感受力将慢慢减退，而且个体将慢慢丧失组织和管理自己真实感受的能力。这是因为，情感图像化结构把本不可以被结构化的各种情感成功地结构化了。由此，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情感是可以完全掌控并得到结构化管理的。由此，使得人们往往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不愿费力去深入探究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对自己真实情感的长期忽视、漠不关心或者无知势必导致自身感受力下降。自身的感受力一旦下降，我们实质就丧失了对自己情感的真正组织和管理能力。如此一来，当我们真正遇到情感问题时，就容易成为其俘虏，而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而一旦社会个体的整体感受力普遍下降则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 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在其著作《爱与意志》中指出，社会个体缺乏感受力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病症的主要诱因之一。[9]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视的快速普及，作为精神分析师的罗洛·梅观察到，他及其同事所接触到的病人实际上全都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这种神经病症又称性格问题，它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癔症”有同样的实质，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较为一般和不那么强烈。罗洛·梅发现，治疗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的主要障碍是病人缺乏感受能力：“这些病人可以就自身的问题天南海北地谈个不休，而且通常都是有很好素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无力体验真正的感情。赖希(Wilhelm Reich)曾将这种强迫症性格称之为‘活机器’。”[9](P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