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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 集体决策堪比相亲节目里的灭灯环节 通过日本影片《编舟记》，辞书人的工作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一摞摞如山的稿件，一个个漫长的夜晚，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辞书编写的真实样貌。摆在主人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定义“右”。这个概念实在太简单，简单到我们不曾想过需要用文字去定义，但这也在辞书人的工作范围之中。日本的辞典用时钟上的点数、词典本身页码的相对位置来描述方向。 那么，中国辞书人是怎么定义“右”的呢？翻开《现汉》就知道了：“面向南时靠西的一边。”原来在我国古代，坐北朝南、用左右指称东西的传统一直延续，例如北京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再如一度特指山西省的“山右”。相比日本辞书强调的人情味，中国的词典更注重简洁、科学和文化传统。 很多稀松平常的东西，一旦落到纸面上就变得困难起来，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为了一个精当的解释，老师们要跑图书馆查很多资料。一个释义怎样通清理顺，总要时时惦记。吃饭时来了灵感，经常才提起筷子就放下了碗。 “大家往往只看到一个词条收到词典上来，看不到有多少人在底下做了多少努力。”付娜举例说，“第6版的【二手烟】改了八次，到截稿还没定下来；第7版的【七月流火】改了七回，因为古今对它的理解出现了转折，如果交代不清楚，读者就不能甄别判断。” 辞书修订的集体决策有点像电视相亲里的灭灯环节，每个人有一种代表自己的颜色，如果认为值得收录，就在词条前打一个圆形，再传给下一位。一圈下来，许多词条前面都亮起一串红蓝黄绿的“小彩灯”，“亮灯”越多，就越可能入选。 比如【合力】原来只是一个物理概念，是名词词性，近年来在使用中也逐渐出现了动词词性，表示一起出力；老师们全体亮灯，一个新义项就诞生了。和电视节目不同的是，“灭灯”多的词条不一定就被淘汰，修订主持人、语言所领导和相关部门都会参与决策，如果确实有收录意义，词条就能“复活”。 王楠曾是第7版《现汉》的语文新词组组长。当时审完一稿她要全稿通读，下面四个组员再各领一百七十多页，“亮灯”讨论后再交给主持人。编字典要靠“老中医”，经验越丰富，把握的感觉越准，说出话的分量也就越重。“统稿赶工的时候要加班，时间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就不能在家工作，大家全部集中到办公室来。”  《现代汉语词典》的版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