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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里的意象能同本体和拟用的喻体同构还因为心智里存在着“秩序感”｡英国美术史家Gombrich(1987:xii-xiii)说,人们感知事物时,是受心智里植根于人类生物遗传的“秩序感”所支配的;“秩序感”在一定 意义上也 可称为“形式感”｡事物所具有的“秩序”,是事物的外形､构成､来源､作用､特征等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的秩序,是事物形式的抽象呈现｡这就是从事物的存在抽象出来的“秩序”和“形式”｡这同亚里士多德称这种“性质”为“形式”的说法有共通之处｡根据Gombrich的研究,人的视觉感受会受到事物的秩序的支配,因为人类所处的环境､人类周围的事物,总体来说是有秩序的,而环境中的事物总是体现为种种形式,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要为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进行艰苦斗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身心发展出了一种与外界事物的秩序相适应的秩序感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形式相适应的形式感｡人类心智这样所形成的秩序感和形式感,成为人类感知事物､适应事物的认识框架｡Gombrich(同上:5,106)认为,这样的认识框架已经发展成为人类大脑里的“概念性意象”(conceptual image);这样的意象,与其说只是一种图像,不如说提供一种知识,即还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框架,将事物都放在一定知识框架里进行观照,使其符号化､概念化､图式化甚至象征化｡正是心智里与外界事物秩序同型的秩序感和形式感促成了心物同构｡ 作为隐喻的发生,主体在秩序感和形式感的支配下,感知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即是在“知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可能会经历“看见-凝视-期待-解读”(seeing-looking-attending-reading)的系列心智过程(同上:95,116)｡例如,“对漾红绳低复起,明月光中乱卷潇湘水”(陈维崧《蝶恋花·跳索》)｡一开始看见的跳索(跳绳)的女孩子所穿的湖水绿色裙子翻动,这是物理世界;经过注视和细心观察后做出某种期待,并给予解读:一个可能发现它是裙子,另一个(些)可能把它解读“是”翻滚的水波｡翻动的裙子与翻滚的水波同构,大脑里就引起了一个隐喻,即在大脑里生发出一个与之同构的意象｡这说明,人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对事物的秩序､形式的理性把握｡事物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无序的,而是按一定形式和秩序存在;人类在长期同世界事物的相处､交流中在心智里形成了秩序感和形式感;秩序感和形式感的理论揭示了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律:“对世界的认识从本质上说就是主体对客体之共相图式或范式的理性把握”(曹晖2012:121)｡ 隐喻的发生是对事物认识的一种方式｡一个对象根据它同其他一些事物的共相图式可生发出许许多多的隐喻,但是,本体论却只承诺一个存在物,因而每一种认识的方式均是对实在存在物进行的一种描述;“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个存在物,尤其是复杂的存在物,采用多种概念化的方式通常是必要的和有用的”(郦全民 2012:98)｡例如,古今中外,自然界存在的“雪”只有一种,而古往今来不同的主体对“雪”的隐喻表征却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例如“雪满山头是纸钱”(陈维崧《南乡子》)､“梨花雪压伍胥潮”(陈维崧《浣溪沙》)､“分手柳花天,雪向晴窗飘落”(陈维崧《好事近》)等,雪是坟头的纸钱､是梨花､是柳花等等｡“同一个事件可以而且必然存在多种多样的隐喻化方式,使这种方式富于表现力､感染力,这是隐喻重要的功能和目的”(徐盛桓 2013:31)｡ 4.隐喻的建构:本体向喻体的转换 隐喻的显著特征是本体转换成为喻体,这个转换也是在心智里完成的｡我们说过,隐喻的起因是可能充当本体喻体的事物有同一性,隐喻的发生则在于充当本体喻体的事物在心智里发生心物同构;而从构成来说,是本体转换为喻体｡“本体+喻体”构成隐喻结构;典型的构成方式是用一个联系词把本体与喻体联系起来,获得上述隐喻表达式,一个隐喻表达式就生成了｡在隐喻的实践中,本体可能隐去;联系词除了“是”以外还可以是“像､若､疑”等等和零位,零位的如“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这是周邦彦被调出京城后把自己比作年年飘泊的社燕,表达式把本体隐去了,所以也无所谓联系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这里的联系词是“疑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