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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文式”和“日本式”罗马字拼写法的登场 (一)明治初期的日语罗马字化论 19世纪50年代打开国门后,为准确把握海外情势,日本一批又一批地组织代表团赴欧美、中国考察访问,实地了解各国的情况。在中国,日本考察团看到的是刚刚经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社会惨象,例如破烂不堪的城墙、没有军舰的军队、怯弱愚钝的民众等[3];而赴欧美考察看到的却是工厂、铁路、电信局、议会、银行、学校、图书馆等[4]。通过东西对比,以福泽谕吉(1834—1901)为代表的“洋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以西洋为师、走文明开化之路。在这股西化风的熏陶下,一些人开始对表意文字汉字大肆鞭挞,为西方的表音文字罗马字大唱赞歌。 其实,早在18世纪日本就已出现了批评汉字在有些方面不如罗马字的声音。例如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纪闻》(1713年)中就曾提及:罗马字虽只有二十几个,却可记录天下所有语音;汉字有数万,不仅难记难解,而且有时还不敷使用[5]。类似观点在森岛中良(1756—1810)的《红毛杂话》(1787年)中也能看到[6]。不过,他们都没有明确主张废止汉字。 最早明确主张废止汉字的是幕府的外文翻译机关开成所的前岛密(1835—1919)。前岛密于1866年、即明治维新前夜,通过开成所的总管向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提出了一份题为《废止汉字之议》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他表明了这样几条废汉字的理由:学童在学习汉字上耗费掉的时间太多,这不利于他们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学童学习汉字会不自觉地产生崇尚中国的思想,这不利于培养他们的爱国心和独立意识;学童学习汉字容易受到中国式价值观的影响,从而产生轻视技术和实业的思想。关于废汉字的可行性,前岛密天真地认为:只要对日文的文体、词汇等稍加改良,全面废止汉字、使用表音文字不至于造成书写和阅读上的混乱[7]。明治政权成立后,前岛密又先后于1869年、1872年两度上书政府机关建议废止汉字。不过,前岛密当时主张采用的表音文字并非罗马字,而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假名[8]。 在主张废止汉字的人当中,最先倡导采用罗马字的乃是汉学者南部义筹(1840—1917)。南部义筹1869年向明治政府的学术机构总管山内容堂(1827—1872)提交了一份题为《修国语论》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是用汉语写成的,但主张的却是废汉字、采用罗马字。1872年,南部义筹又将一份题为《改换文字之议》的建议书提交给了刚刚成立的文部省,再次呼吁废止汉字、采用罗马字[9]。 继南部义筹之后,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1874年也公开宣示日本应该改革文字、采用罗马字。众所周知,西周曾于幕末秘密赴荷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曾制造出诸如“哲学”“理性”“现象”“主观”“客观”“演绎”“归纳”等大量新鲜译语。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何要主张使用罗马字呢? 在《明六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论用洋字书写国语》的论文中,西周这样总结道:采用罗马字后,有利于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将促使书面语与口语走向统一;任何人,只要认识二十六个字,便基本具备了阅读、书写能力;可以很方便地导入西方的算术数字及其笔算法;可以直接引进西方的打字、印刷器具;可以原样导入西方的学术用语;可同欧洲共享精神财富,并有利于弘扬日本国民的美德等等[10]。显然,较之前岛密的废止汉字论,西周的罗马字化主张中所含有的情绪色彩要淡得多。 在众多罗马字论者中,观点最为激进的可谓是森有礼(1847—1889)。森有礼早年曾赴英国留过学,1875年起先后担任过日本驻华全权公使、驻英全权公使、日本文部大臣等。他1872年6月在担任日本驻美代理公使期间曾给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怀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森有礼明确地披露了自己废止日语、采用英语的想法。森有礼认为,日本不仅有必要废止现有文字,改用罗马字;甚至还有必要废止现有语言,改用英语[11]。对此,怀特尼忠告道:文字只不过是表示语言的手段,如果感到不便,可以废止、改用其他文字;但是废止语言自身却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因此,怀特尼向森有礼建议:对日本来说,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搞好日语罗马字化改革,而不是如何用英语取代汉语[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