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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但是，很可能阿多诺不会同意布迪厄的观点。阿多诺是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他那些关于文学与艺术的思考或许也可称为社会学诗学。然而，当他谈及文学时却如此强调：“要想对诗和任何一种艺术做社会层面的阐释，就不能一下子直奔作品的所谓社会方位或者社会兴趣所在、甚至作家状况。它应当更多地探究社会全局如何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呈现于艺术作品之中，这才是艺术作品得以确立并走向超越的关键。方法必须（用哲学话语来说）是内在的。不应从外部把社会的各种概念硬套在作品上，而应在对作品本身的查考中钩深致远。”[8]如此看来，阿多诺是不赞成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解读文学的，他那句“方法必须是内在的”甚至让我想起张承志的一个说法：“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9]这就是说，尽管阿多诺已充分意识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他在《美学理论》中关于艺术双重性的论述），但是他看待文学似乎总是从内向外的，即从作品本身走向社会世界，而他所形成的分析依然是诗学或美学分析。布迪厄却恰恰相反，他借助于习性、资本、场域等社会学概念与方法，确立了一种由外向内观照文学的视角。当他对文学大开杀戒，直到榨出文学皮袍下藏着的小来时，我们或许已很难在文学中发现诗意。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也是在用社会学祛诗学之魅？ 我这里之所以提及阿多诺，自然是受了朱国华的启发。布迪厄本来就有与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对着干的意思（他说：“在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社会学者时，最初的想法之一就是让自己成为某种法兰克福学派形象的对立面。”[P309]），朱国华又在书中不仅设专节谈论布迪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而且还不时拎出阿多诺，让他与布迪厄交手，这样，两人的思想就形成了一种明里暗里的对比。例如，朱国华指出，布迪厄一方面在通俗文化（尤其是通俗音乐）中看到了阿多诺早已看出的东西，一方面又“批评阿多诺只会在通俗音乐的形式及其使用与异化劳动世界之间作出类推，批评他认识不到通俗文化中被动、虚假的参与只是一种对于遭到专家剥夺之后的虚幻补偿，认识不到支配文化工业的因素首先并不是对于生产线的垄断，而是工人阶级的某些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他们对于社会世界的经验。”（P281）这里涉及趣味形成的问题。阿多诺囿于文化工业的思考框架，显然没有意识到审美趣味或美学性情亦来自于阶级区隔，这样，他就不可能在他的大众文化批判中增加趣味的维度。朱国华在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时已有大量例证，我这里也以一个有趣的例子稍加补充。沈从文读过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之后，既夸其写人写事好，又对其有故事而无背景的写法颇多微词。于是他对“农民文学”预测道：“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而是小资情感。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10]赵树理写作的出发点是“老百姓喜欢看”，所以处处为农民着想；而沈从文的批评固然也有其道理，但用布迪厄的话说，显然是“合法趣味”的产物。而他对“农民文学”的预测则提醒我们，虽然他不可能知道布迪厄，却似乎已凭借其中国经验，触摸到阶级区隔的高级机密了。 朱国华的另一处论述也让我兴趣颇浓。布迪厄说：“我始终乐于与法兰克福学派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尽管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但我面对总体批判所流露出的那种贵族做派，始终有种不自在的感觉；它保留了宏大理论的所有特征，显然，它死活不肯放下架子，胼手胝足地去做经验研究。”（P309）在引用了这段文字之后朱国华紧接着指出：“这样的指责也许未必公平。举例来说，阿多诺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合作完成的巨著《权力主义人格》，就是非常强调经验研究的一部跨学科著作。”（P309）这样的辩护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却依然没有解除我的一个疑惑，即做过经验研究的阿多诺为什么依然给布迪厄留下了没做过的印象，以致遭到了他的讽刺挖苦？我想可能的原因或许是，无论怎样做经验研究，阿多诺都对它保持着高度警惕，这样，经验研究也就始终被他哲学化的理论研究压制着、包裹着，无法有效地验明正身。1968年，借一次约稿之机，阿多诺曾详尽回顾了他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我看来，这次回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认经验研究的价值和不足，辨析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在一些研究项目的展开中，阿多诺固然也意识到了经验研究、定量分析的好处，但他更关心的是在无孔不入的“物化”语境中，社会学家也有可能步入方法论的怪圈之中：“一个人要是根据经验社会学的流行标准去抓住文化层面的物化现象，他将不得不采用物化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如同那台机器（节目分析器）一样充满威胁地在我眼前晃动。”正是看到了经验研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才如此总结自己的观点：“经验研究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绝对必要，甚至在文化现象的领域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赋予其自主性，或是把它看作一把万能钥匙。重要的是，经验研究本身也必须以理论知识为归宿。”[11]可以说，阿多诺的在美经历既让他向经验研究敞开了大门，又让他不得不心存戒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如何能像布迪厄那样大张旗鼓地做经验研究呢？ 这么说，阿多诺对经验研究兴趣不大，或许并非出于“理论家的傲慢”，怕“在经验的厨房里弄脏自己的手”，[12]而是经验的厨房已被经验主义弄得变形走样了。[13]他在这样的厨房里无法施展厨艺，便只好到理论会客室另起炉灶了。而关于这一问题，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洛文塔尔则表达更为明确：“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已变成一种实用的禁欲主义。这种科学避开种种外力纠缠，而在严守中立的氛围中获得了繁荣。它拒绝进入意义领域。例如，电视研究会在分析电视影响家庭生活的数据中竭尽全力，却把这一新机制的真正人类价值问题交给诗人与梦想家处理。”[14]如果布迪厄知道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的这番忧虑和担心，不知他是否还会对阿多诺穷追猛打，批而判之？ 当然，话说回来，阿多诺对经验研究的感觉完全来自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对经验研究的理解不可能全面深刻，他也不可能把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完美地结合起来。真正把这二者统一到一起的恰恰是布迪厄。由此想到中国，近二十年来，翻译过来的布迪厄著作已达23种，而阿多诺则远没他这么幸运。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不是也意味着上下兼顾的布迪厄更对中国学界的胃口，而一味“高举高打”的阿多诺却有可能成为明日黄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