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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读《实践与反思》的时候，布迪厄有句话让我印象颇深：“哪里突破了学科的藩篱，哪里就会取得科学的进展。”而关联此句的上下文则是这样的：“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与各种任意分割的学科疆界做斗争。不论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在社会学和语言学之间，在艺术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之间，在体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疆界完全是学院再生产的产物，也毫无认识论方面的根据。”[4]可以说，这些学科疆界既是布迪厄斗争的目标，也是他跨越之后在其他学科自由穿行的场所。于是他以社会学为根据地，四面出击，既颠覆了许多学科的成规，又成功嫁接出新的学科，这样也就有了所谓的社会学诗学。 社会学诗学也正是朱国华这本书的副标题。他在后记中说，2004年出版的《权力的文化逻辑》，是迫于出版社的要求“腰斩”的结果。我便立刻从书架上取下他当年的这本书（书中没有他的签名，因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是他送的还是我买的了），对比一番。2004年版的《权力的文化逻辑》13万字，只有2016年版书中的四分之一内容。而按我的理解，他16年版中依然坚持以04年版的书名为主标题，既是要与他当年那本著作形成一种关联（我得说，国华兄这么做显得格外诚实，他并没有彻底更换书名自欺欺人。我赞成这种做法），同时又以副标题突出了这本新书的重要内容。如此操作，既是内容所需，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情怀。记得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当年曾反复念叨：越界须谨慎，跨越有风险。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做文艺学研究的人在本专业是内行，但如果跨到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等领域之内，欲与天公试比高，就有些不自量力了。因为我们缺少那些领域的专业训练，是很容易说出一些外行话的。那时候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觉得还是布迪厄的“突破说”更有道理。及至年齿渐长，才明白了突破并非轻而易举。或许只有“飞马”布迪厄这种人物才有突破的能力，而像我们这些“马夫”，能在界内把事情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 显然，朱国华也有这种情怀。你看他虽然也对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阐释一番（这是他展开社会学诗学的前提），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本专业领域中的社会学诗学。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是他整个社会学理论大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他的社会学诗学是其理论话语系统的实地运用，另一方面，他的实践理论或者说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正是依靠这一类具体领域的深入阐明，才得以凸显其理论活力和巨大的阐释潜力的。”（P9）这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是布迪厄的解剖刀，但诗学领域（文学艺术）却又往往成为他庖丁解牛般的主战场，因为他“相信文学在许多问题上比社会科学更先进，它包含了涉及许多基本问题的、完整的收藏物（例如有关叙述理论的根本性问题），社会学家应该把这些收藏物运用到自己的学科中。”[5]国华深知布迪厄的情结在哪里，他聚焦于此，就把桀骜不驯的布迪厄理论引渡到了文艺学学科之中。这既符合事实，也该是对传统文艺理论的一种激活和再造。 那么，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的要义又是什么呢？按照我对朱国华阐释之后的理解，其关健词似乎是占位、命名和斗争。基于对某种文学幻象（如文学是神圣、崇高之物，具有极高价值）的认同，也由于文学场内部形成的游戏规则，文学行动者便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例如，他们是某省作协会员或中国作协会员，他们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或鲁迅文学奖，他们的作品发表在四大名旦的权威刊物《当代》或《收获》上，凡此种种，都让他们在文学场中有了一席之地。“行动者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极而言之就是统治地位或被统治地位。”（P365）莫言原来与余华、贾平凹等人的文学地位在伯仲之间，但因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遂使其身价倍增，他在文学场中也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我家乡的一个作家告诉我，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往往都会当上省作协的副主席，这似乎已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占位。 布迪厄说：“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利。”[6]因此，命名在文学场中也意义重大。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坛有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文学，乃至新写实、新状态、70后或80后作家群。表面上看，这种命名似乎是中国特色，但转换到布迪厄的思路，这却是区隔的需要，是文学场内符号斗争的一种策略。“新进先锋派最常采用的策略就是种种文学命名活动，通过无数新命名标签，通过种种实践上的分类工具，他们得以重新组织文学系谱，从而将得到经典化地位的先锋派作家区隔为历史和传统，也就是贬入到退出话语场的正在消逝的过去之中。”（P372）如此看来，当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宣布“把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7]时，当朱文在1998年向全国50多位作家发出一张调查问卷，并形成著名的“断裂”事件时，我们切不可被其危言耸听之词唬住，那是命名的序幕，也是占位或换位的开端——“将自己在文学场中的被统治位置置换为统治位置”（P373）。 既然文学场中弥漫着占位、命名和斗争的硝烟，既然文学场终究要受到权力场（政治场和经济场）的渗透，那么，文学就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圣，文学场也绝不会成为世外桃源，那里每天上演的好戏不过是其他场的翻版。当布迪厄告诉我们这些后，他也就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三观，解构了文学界许多年来业已成型的定理。在我们的常识中，作家的道德水准往往高于凡俗之徒，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往往非常神圣，应该是人们怀着无限敬意谈论的对象；文坛既然由高雅人士组成，应该是也必须是一块净土。然而，经布迪厄的探照灯一照，那里面便风声鹤唳，刀光剑影了。因此，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其实就是祛魅之学——祛作家之魅，祛文学之魅。而祛魅之后，我们再来打量作家和文学，也就必然会换一种眼光，变一种思路，而不再那么五迷三道了。我以为这正是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的价值，也应该是朱国华所阐释出来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