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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布鲁姆批评身份与批评形态的演变对当代中国学院批评的启示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学院文学批评存在着诸多问题，并为学界所诟病。而布鲁姆批评的演变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许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迪与思考。 首先，学院体制内应该并且可以有多种批评形态共存。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产主体是大学文学学者，而他们的产品形态又主要是格式规范统一的学院批评作品，少有其它批评（如媒体批评、作家批评、作家学者批评等）作品存在，而具体到某一个批评主体/个体而言，其批评往往也缺少批评身份、批评类型的变化或多样性。因此，无论从共时还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学院文学批评的形态、种类、格局都非常单一，总体上缺乏生气与活力。而哈罗德·布鲁姆作为大学体制内的学者，其批评身份从职业批评家到作家学者批评家、媒体批评家的嬗变以及集多元批评身份于一身，说明学院批评的转型与多元化共生是可能的。同时，布鲁姆的例子也说明，学者与作家身份、学者批评与作家批评形态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不排斥、完美结合，这有力地驳斥、证伪了国内外知识界长期盛行的“学者与作家不能兼任”、“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不能兼事”的固有成见与谬论（如当代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就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一位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  ）。当然，除了作家学者身份或批评形态之外，学院体制内还可以有其它批评形态如媒体学者批评等新形态存在。因此，当代中国学院批评的多元化是可行的，其单一、沉闷、僵化的批评格局完全可以得到改观。而由此，中国文学批评的生机、活力、张力、生命力也可以得到持续激活与增强。其次，布鲁姆的作家学者批评转向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接续、恢复、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第四种批评”传统具有重要的启发、示范意义。其实，“第四种批评”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且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诗化批评”，即批评的诗化，文本兼具理性抽象的内容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以及独特的审美关注点，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诗品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文本以及大量的“论诗诗”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等）而存在，并取得了丰硕瞩目的成果，而且积淀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珍贵遗产。在中国文化转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传统仍被继续传承、延续，只不过是以现代形态的“第四种批评”面相而出现和存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诗论》、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等）；但在进入当代之后，经过一波又一波文化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在人为的强力干预之下，现代与传统断裂，西方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批评范式被全面引进学院之中，并被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典范；与此同时，学者与作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也被完全不同的两个体制（学院、作协）以及僵化错谬的观念（即所谓“学者与作家身份相互排斥”）强行拆散，阻碍了两者的统一与融合。这样，当代中国学院文学批评最终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同质化的单一态势。作为世界著名、权威批评家的布鲁姆其作家学者批评转向对于唤醒、激活中国学院学者的批评传统、转换其批评形态意识，使之向“第四种批评”迈进无疑提供了认知可能，并具有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而这也由此构成了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里主要是指文体风格）、恢复、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内容。因此，它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再次，布鲁姆的作家学者批评对于当前中国文学批评过度的“理论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文化化”倾向具有一定的纠偏补弊作用。在当今批评界，随着20世纪以来批评理论的风起云涌，各种理论轮番登场、次序更迭，先后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新宠，并被学院批评家们视若神明，奉为灵丹妙药，广泛应用于本土或异域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由于这些理论原本大多是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理论，因此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就主要是从语言、社会、文化、政治等非审美角度与层面展开，并且出现理论先入为主、以理论强行切割作品、强制阐释文本，文本沦为理论注脚的畸形、恶劣现象。在这一解读过程中，文本审美、艺术层面的核心要素与内涵则被有意无意地、买椟还珠似地忽略或遗忘了，或者说20世纪以前占主导的、从传统的审美角度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被作为一种过时的方法而遭受唾弃。与之同时被遗弃的往往还有批评写作的艺术化、审美化风格，而代之以时尚流行、千篇一律的八股化“学院体”、“学究体”艰涩文风与僵化规范，其可读性极差。这就是当前呈一边倒的文学批评去审美化潮流。这最终导致的是“文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或“文学研究者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自身”  的奇异、病态文化现象。这种非审美化的文学批评潮流不仅在西方批评界盛行，而且随着文化国门的洞开，也波及中国批评界，并在中国文学批评西方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最终形成汹涌之势，覆盖文坛和学界。众所周知，布鲁姆是坚定的唯美主义者，他极力反对、抵制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而且作为作家学者，他率先垂范，在批评实践中聚焦文本的审美层面，挖掘、探析其审美要素，并以富于艺术化、情感性的能指/方式表达其意义和所指。因此，布鲁姆作家学者批评的理论基础（唯美主义）与批评实践以及其（批评作品）在世界文学批评文坛的威望、声誉与地位，必将对文学批评的去审美化潮流产生一定的扼制作用，并能积极引导研究主体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回归文学的审美本位，从而构塑和增强其（文学）“家园意识”：文学是人类的家园，文学批评应从文学出发，最后回归文学，而审美是其最终落脚点。最后，布鲁姆的作家学者批评对于社会文化公众的美育责任与社会担当值得我们学习。在其文学批评生涯后期，作为大众美育家与经典普及家，与其他的学院作家学者不同的是，布鲁姆将其作家学者批评指向学院外的文化大众、普通读者，而非面向（或主要面向）学院专业读者，他旨在以文学经典对他们进行审美教育、心灵救赎，其文学批评的社会效益指向凸显。而且，布氏作为作家、学者身份的双栖性在客观上也更好地发挥、促进了其批评的美育功用：作为文学经典的资深研究者/批评家，他具有经典阐释的权威性；作为作家，他拥有文学创作的切身体验，深谙艺术经典的内在构成规律、形成机制和堂奥，熟悉各类艺术手法与技巧，并能以艺术的方式创作审美批评文本，从而能真正对文本接受者实施“美”育，也更易为之欢迎接受。 然而，在当代中国学界，由于受学术科研考评机制的影响，大学里的学院批评主流是学者批评，其批评产品主要是面向学界同行而非文化大众，它是一种象牙塔批评、庙堂批评，文学批评成果的社会转化或大众普及（如作家学者批评）要么被认为是不可行或难以实施的，要么被视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其意义、价值与功用未受到充分重视（而且长期未得到学院体制的认可）。而布鲁姆的作家学者批评向中国学者证实了，文学批评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近大众不仅是可能/行的，而且作为作家学者还可以以自身的特殊身份与才识优势（知识权威、文化精英）更有力地推动文化成果的社会转化，使之走得更广、更深、更远；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发生或停留于学术界、知识层、学者圈、学院内的知识生产、累积、存储、“搬运”、迁移、更新或传承（的事件与过程），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内循环，而且还能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产生社会效益，对普通社会大众发挥美育作用与功效（这也正好迎合了文化大众的内在心灵诉求），最终使后工业/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已被高度异/物化、处于心灵危机（物欲横流、精神枯竭）中的人类个体能够通过经典审美以高雅对抗平庸，以精神对抗物化，以审美感性对抗工具理性，以经典对抗庸常，从而实现修复、还原、整合、建构、重塑一个具有丰富、独立、自由、强大、完整、本真、纯粹、富有生命力的自我的目的与理想。而从宏观的社会与民族发展而言，随着文化大众审美能力、认知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其人性的完善，人格的健全，心灵的美化，整个国家的文明素质与水平以及软实力也会相应提升，这对最终建成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美好、强盛的民族与社会将不无裨益，且功莫大焉。以此而言，布鲁姆式的作家学者批评的社会美育功能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