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布鲁姆文学批评:从学者型批评到作家学者型批评 思维和视野决定认知与结论。笔者认为,在布鲁姆文学批评身份鉴定的问题上,要避免盲视,产生洞见,就必须以全局、整体的眼光即动态而非静态、全面而非片面、多文本而非单文本的综合考察视阈与方法来厘定其身份。既有的分析与研究或者忽视了布鲁姆文学批评(生涯)的动态发展与演变,或者只注意到其某一文本的特征而忽略了其它众多文本的特征,或者只聚焦于其文本的某一侧面而盲视了其它多维层面,如此等等均为视野的有限性引发了认知的局限性与迷误性。事实上,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生涯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形态、特征各异的时期(以1990年代为界),其批评身份在学者、作家之间滑动:前期主要是学院/者批评家,后期则主要是作家学者批评家(当然这也并非绝对,在后期有时他也以学者批评家、媒体批评家的身份与面目出现)。而由此,他的众多批评著作中既有纯粹的学术批评文体文本,又有作家学者型批评风格作品;而就一部批评著作而言,它可能既包含学者批评话语、形态、特征,又包含作家批评话语、形态、特征(如《西方正典》),呈现出学者批评与作家批评混合、杂糅、交融的多维面相与特点。因此,不难看出,布氏的文学批评著作无论从历时还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其形态与特质都具有复杂多样性与变动不居性,而忽略了这种复杂性与变动性,无疑就会在认知与判断的问题上犯简单化、静止性的错误。 (一)前期:作为学院批评家的布鲁姆 在其知识生产的前期,毫无疑问,布鲁姆是位中规中矩的学院批评家,其文学批评是合乎学术规范与制度的典型学者型批评。这是因为,与其他美国学者一样,布鲁姆出身并生活于大学、研究机构、学术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现代学术制度之中。 在学术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现代学术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system),涉及几个层面,例如学术共同体(academic world或academic community)的构成、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academic resources)的分配、学术政策(academic policies)的制订、学术规范和规则的确立等等” ![]() ![]() ![]() ![]() 而早期的布鲁姆也不能免俗,为进阶和生存于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体制之内,他必须主动接受学术制度的规约,自觉按照学术管理机构或学术共同体制订的规则、规条、规矩行事,如获取学位、发表论著等等,以迎合学术行业/职业的规范及要求。例如,在进入耶鲁大学工作之前,布鲁姆先后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成为教授之前和之后,他先后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论著;他具有自己稳定的学术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另外,像其他大多数的大学学者一样,布鲁姆还顺从学界成规与惯例,参与与学术相关的诸多学术活动与事项,如学术获奖、加入学会、领受各种荣誉博士头衔等等。事实上,布鲁姆的学术成果获奖无数,如1956年耶鲁大学授予其《雪莱的神话制造》约翰·爱迪生·波特奖;1962-63年获得古根海姆奖;1967获得牛顿·阿尔文奖;1971年其《叶芝》获得美国诗歌学会颁发的麦尔维尔·凯恩奖;1973年获得全国图书奖评奖人奖;1982年获得美国艺术与文学学会颁发的扎贝尔奖;2002年获得第14届加泰罗尼亚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得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奖,等等;同时,他又是诸多学术团体如美国艺术与文学科学院,美国哲学学会等的会员。他一生中获得的荣誉博士称号也十分众多:如他先后被波士顿学院(1973)、耶什华大学(1975)、博洛尼亚大学(1997)、圣迈克斯学院(1998)、罗马大学(1999)以及达特茅斯马萨诸塞大学(2002)等授予希伯来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而反过来,我们则不难推断,布鲁姆早期的文学批评无疑都是(或主要是)符合学术规制、具有浓重学术色彩和学院印记的学院派、学术批评(产品),这既包含其学士、硕士、博士论文,同时又包含其9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文学、宗教批评论著,否则他不会被学术共同体(大学)接纳成为大学一员,并被评聘为教授,其成果也不会被学术圈内同行广泛认可并给予奖励,从而也不会被专业学会遴选为会员。而从其学术成果本身来看,其博士论文《雪莱的神话制造》完全符合当时学术界对于博士论文的规范要求,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出色文学博士学位论文;而其后的论著如《虚幻的伴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解读》、《布莱克的启示》、《塔内鸣钟者:浪漫主义传统研究》等都是按照“标准化”的学术研究规程与范式以及价值观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展开的深入研究;而70—80年代以“误读四部曲”为代表的论著则是以理论建构、学术创新为核心和旨归的典型学术批评巨著:其语言的学术性、论证的逻辑性、行文风格的抽象生涩性、强烈的理论介入性和强大的创新诉求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其此期论著呈现出的循规蹈矩、传统的学院批评形态与样态,无疑是强大的学术制度和学术共同体规则与规范(已积淀成为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对布氏进行无声的规训和塑型的结果。 (二)后期:作为作家学者型批评家的布鲁姆 有评论认为,哈罗德·布鲁姆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是“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 ![]() 首先,从逻辑上讲,在细绎布氏的作家学者批评之前,我们应该准确核定其身份:即他是作家学者吗? 有学者认为,现代“作家学者”必然具有多重身份内涵,他(或她)必须“既是感性的创作者,又是理性的研究者”,既是“职业学者”,又是“作家”,同时还是“教师”。首先,从“学者”的层面来看,“他们以学院或研究机构为单位,以教学与科研为专业和职业,以教师、专业研究者的劳动报酬为生” ![]() ![]() 从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与判断,布鲁姆无疑是不折不扣、典型的作家(型)学者。首先,布氏拥有进入大学任职所必须的博士学位、学历,并终其一生在大学从事常规的文学教学、科研工作,并获得了终身教授的席位与身份;其次,在从事职业学者工作之余,布鲁姆还从事文学创作,如他创作了科幻小说《飞往金星:诺斯替幻想》(The Flight to Lucifer:A Gnostic Fantasy);再次,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之外,布鲁姆还长期承担教学任务,为学生开设了英美诗歌、莎士比亚等课程,而《正典的强光》(1987)是他在纽约城市学院所做的讲座结集,《神圣真理的毁灭》(1989)是他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诺顿讲座精华结集,《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者》(1998)是在他莎士比亚课程讲授内容与思考基础上的重要成果。而且,这些著作也是集艺术分析、审美性和学术性于一体。当然,与其他作家学者相比,布氏在文学创作这一领域的成果不甚丰厚,甚至略显单薄(仅有一部,但这种情况在中外作家学者中并不少见:中国古代作家学者以及现代作家学者如钱钟书等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不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作家学者,而且其文学批评成果与其他作家学者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是因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其作品的诗性因其卓异的(艺术/审美、理论)才性——超强的艺术感悟力、文学素养(他7岁即开始接触文学,并遍览世界经典,且过目不忘)和理论穿透力、原创力(如误读理论的建构)、艺术分析能力等——而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是其他批评家所难以匹敌和比肩的。 那么,布鲁姆后期的文学批评具体又是怎样的呢?通过深入分析和考量其批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布氏批评的“双栖性”、双重性(即融合、兼具作家批评与学者批评性质、特点与形态的一种二元、复合批评)与其前期相比甚为明显和突出。这种双栖型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作家学者批评。 这种综合的第四种批评新形态首先要求批评主体具有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双重经历,具有作家、学者的双重身份,然后在文学批评中能将两种资源(文艺创作经验与技能、学术研究的经验与理论知识储备)巧妙地、熟练地、有机地糅合到其批评文本之中。作家学者批评实际上是学者批评的有意识作家化(艺术化),是学者为着某种目的而企图挣脱学院学术规范的樊笼、锁链与束缚、打破学院批评单一的范式和沉闷的气氛所做出的艺术、文体反抗与革新。当然,不同的批评主体(作家学者)或者其生产的不同批评文本之间,其作家化程度往往并不一致,相互之间并不具有价值的可比性和高下性,但无疑都具有作家化的倾向。 总的来讲,作家学者批评的核心特点包括:在批评理念与主张上拥趸“审美至上”、“艺术至上”的观点,在批评实践中往往聚焦、挖掘文本的艺术性,尤其是其艺术手法、写作技巧的运用,在文字的表述上注重手法、风格的多元性,但文字、意义表达的审美化、艺术化是其核心。与此同时,它也一定程度地保留了学院学术批评的理论性、系统化、严谨性的特点。“综观作家学者们的文学批评,会发现他们的批评立场有着惊人的一致。反对阐释、捍卫‘形式’、强调文学性、艺术性和文学的审美功能,似乎是作家学者们最默契的态度……” ![]() ![]() ![]() ![]() ![]() 另外,受其作家维度的文学创作、表达方式与语言惯习和审美价值追求的深刻影响,作家学者的批评还呈现出丰富的情感性和鲜明的主观立场、倾向与态度,这与学院批评一贯的、常规的有意克制与压抑批评主体自我情感、追求零度情感叙述和客观中性立场的做派迥然不同。 与苏珊·桑塔格一样,布鲁姆是坚持“审美至上”原则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并自称是“一个终身的唯美主义者”,他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 ![]() ![]() ![]() ![]() ![]() ![]() ![]() ![]() ![]() 在文体风格上,布鲁姆后期的批评著作无论与其前期还是与其他学者的批评著作相比,其个性化色彩、表达的艺术性、可读性都非常明显和浓郁。布鲁姆有意识地冲破、挣脱学院派批评的禁锢与束缚,一扫传统、主流学者批评理论先行、专业术语充斥、艰深晦涩、行文严肃呆板、理性张扬、感性压抑、零度情感、主体隐匿、客观中立等整齐划一、千人一面的书写模式与范式,大胆建构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首先,在其批评作品中,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其丰富的情感样态以及强大的情感张力,他时而幽默嘲讽,时而忧伤悲愤,时而温情脉脉,时而激情勃发;在其它批评家作品中难得一见的“我”、“我们”等第一人称主体频繁出场,成为作者频频表达、抒发自己多样情愫的喷发口,它们不仅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而且极易引发、触动作者/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对话、交流与共鸣。总之,布鲁姆毫不掩饰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生成,并任由其在字里行间自由流淌、舒展、奔涌、恣肆、抒发,其个性化的风格(包含个人性格、个人情感、个人观点)和爱憎分明的立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而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一个个性张扬、情感丰沛、生动立体、轮廓清晰、有血有肉的批评主体形象。“读哈罗德·布鲁姆的评论……就好像在读石火电闪般的经典”,“哈罗德·布鲁姆是我们时代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他激活了他的文学批评,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其中” ![]() ![]() ![]() ![]() ![]() ![]() 当然,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布鲁姆的批评还有其学者批评的一面,即注意批评的理性、理论性、学理性、逻辑化、历史化、系统化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反对“批评的理论化”,主张“以艺术反对理论”,并非全盘否定和抵制所有理论、一切理性,而是反对非审美化取向和性质的批评理论。布鲁姆笃信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传统美学理论与主张,可以说是美学上的守旧主义者。在其作家学者批评著作(如《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我们除了感受、体验到其艺术感性、审美直觉的主导之外(作者往往是从感性、审美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解读/阐释文本),也不难窥见理论、理性、学术性的介入与参与。例如,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在意大利学者维柯历史循环三阶段理论(即神权、贵族、民主三个阶段)以及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对西方文学史的四分法文学循环论(即传奇的、喜剧的、悲剧的、讽刺的四个时期循环)基础上,提出西方文学史的循环四分法,即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并以此为基本的历史演进脉络与批评框架,将26位西方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纳入其批评视野之中,然后逐个分析、挨个探察其经典性。这一过程就包含了分类、历史化(亦即“将具体的文学作品纳入文学史框架中去衡量,建立它与其他作品的影响谱系和时空联系” ![]() 总体来看,布鲁姆后期的作家学者批评主要是面向学院外的文化大众和(各种年龄、各文化层次的)“普通读者”,是一种大众指向、写给大众的大众化审美批评,它在后现代的反经典、去审美的社会中和文学终结、经典式微、审美衰颓的时代,承担着经典/审美启蒙、教育和救赎责任,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引导大众读者阅读各个时代的世界文学经典,从而打破经典阅读、审美欣赏的精英化、学院化(垄断),推促经典审美的大众化传播,最终实现以经典文学、崇高/距离美学对抗、遏制后现代社会文学终结、审美衰微的现实趋势。由于读者对象、接受群体发生改变(从专业读者变换为普通读者),布鲁姆也随之改变其批评策略,转变其批评范式(从学者批评转变为作家学者批评),以更加为文化大众欢迎、更易为普通读者接受的方式批评和写作文本。而他从小即阅读古今世界文学名著所积累的文学知识、视野与文学素养、眼光,审美直觉与感悟力,文学才情与天赋,其作为作家的创作经历与体验,和前期作为学院学者的理论储备与知识积累等等,都使得他转变身份成为作家学者并开展卓越、成功的作家学者批评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