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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诗言志要清楚以什么来言志，用什么来抒情。诗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诗作者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篇》），又说“君子登高必赋”（《韩诗外传》卷七）。前一句是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后一句讲君子登高见广，能赋诗述其感受。这两句都是从写作主体的品格修养来谈的。诗作者为什么要有品格修养？这是诗歌的本质所决定的。诗歌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不是用来吃、穿的，也不是当物件来使用的，是要传播给他人看的，是会影响读者的。一个诗人没有好的品格修养，写出来的东西格调不高，别人看了，接受了，就会有不好的影响；如果看的人多了，不好的影响就会扩大，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变得低级趣味了。这样的诗对读者无益，对社会有害，也就变成精神垃圾了。可见，品格修养对作者来说有多么重要！同时，诗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既需要有生活源泉的灌溉，也需要艺术营养的滋润。没有生活源泉的灌溉和艺术营养的滋润，精神劳动就会疲弱，就会乏力，就产不出健康的果实。那么诗作者怎样才能既有德行，又有生活的矿泉和艺术的才能呢？一方面要像古圣贤说的登高见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善于向生活学习；另一方面要修身养性，“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文心雕龙·神思》）积极向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精神品格的人，有生活积累的人，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写作者有了美好的精神品格、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就不怕写不出好的诗歌，更不怕成不了真正的诗人。 再次，诗言志要懂得诗是神圣的，对诗歌要有敬畏感。《尧典》所载 “诗言志”是在“神人以和。……百兽率舞。”的景况中相伴而生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有相近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这段文献真实描述了他们的宗教及娱乐活动：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可惜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篇目推断，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这些歌辞即是原始的诗歌，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可见诗歌是古代先民们劳动的产物，同时也与原始祭祀活动紧密相关，一开始就具有神圣性。笔者总以为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就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成为文学的桂冠的最原初的质素。可惜诗歌发展到今天，节奏和音乐的特性越来越模糊了，诗歌的神圣性似乎要被我们忘却了，对诗的敬畏感也荡然无存。这也许是现在任谁都可以写诗，任谁都想以诗的名义乱涂乱写的祸因吧，这实在是诗歌的悲哀。今天重温“诗言志”的诗学内涵，不能不重塑我们对诗歌的神圣感，要怀着虔诚之心、敬畏之感去对待诗歌。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境界，就不怕写不出好的诗歌，诗歌就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重新成为文学的桂冠。 另外，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提出的时代，正是我国诗歌由初创走向成熟的时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亦载：“《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尽管后世不断有学者依据各种史实否定这种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诗》三百篇一定是在上古大量的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筛选编订而成的。至于是谁编定的姑且不论，但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一种诗学理论的诞生，一定是在大量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诗言志”即是如此。第二，诗歌从初创走向成熟，也一定是经历了由俗到雅的过程。没有俗，就不可能有雅，俗和雅是诗歌的两种品格。当然这里所说的俗，绝不是低俗和庸俗，更不是媚俗。诗歌的俗，是指诗的素材是原生态的，艺术表现的手法也是稚嫩的和本色的，这样的诗歌往往带着生活的本真面貌，有着泥土的芳香和鲜活的生命气息，充满了人性的天真和诗性的意趣。它使诗歌永远保持新鲜的活水，促使诗歌走向高雅的殿堂。因此，诗歌写作应该由俗到雅，雅俗兼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向生活学习，善于向民歌学习，善于发现生活中本真的东西，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吸收其中的有益营养，提升诗歌写作的内涵，不断创新诗歌的结构形式，丰富诗歌写作的表现手法，努力提炼诗歌的语言，由俗到雅，雅俗相互促进，长此以往，当下诗坛那种粗鄙化和低俗化现象就会大为改观，诗歌就一定会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 注 释： [1]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