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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诗的形式定型即实现文本的民族化，与旧体诗的自臻新境即获得气骨的现代性，都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所谓旧体诗气骨的现代性，不仅指向诗作精神情感与当下文化情境的多维度交结，还指向诗作形式要素的必要改良和遣词造句对于古今语词的兼重并采。 相对于形式改良，改变诗语的重古轻今乃至荣古虐今现状，对于当代旧体诗坛更为紧要。众所周知，“旧体诗”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指的是以文言为主要语料的各类诗歌。在现代以前，它的多次承变不仅体现在体式方面，也体现在诗语方面。尽管从总体上说，旧体诗语词的稳定性大于变革性，但纵向观察数千年诗史，仍可看到不同时代诗家对于新兴语词积极主动的取用。从寒山、王梵志、王绩、杜甫、韩愈到王安石、陆游、杨万里、黄遵宪等历代诗家诸作，皆有迹可寻；元曲用语的俗白鲜活，更是诗语可以拾材于市井乡野的显例。这样的变迁，是旧体诗不同历史时期现代性的另一个表征。 既然如此，在白话书写取代文言书写已近一个世纪的当今时代，旧体诗创作便没有理由拒绝口语词汇和语句的介入。毕竟“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实一旦不能相符，言说的真切性、有效性便或多或少打折。 古代诗人施置意象、建构意境使用的文言语词，大部分仍留存、活跃于现代汉语中，少部分已与当今社会基本无涉，如长亭、竹斋、机杼、柴扉、吴钩、羌笛、获麟、问鼎、献芹、驻锡、采薪之忧、灞柳风雪、蟾宫折桂、秉烛夜游……谓之“死去”或许太过，谓之“陈套”不算言重。而对应现当代人、物、事、景的大量新语词不断产生，一部分已被收入词典，如坦克、马达、雷达、高考、房奴、宅女、暖男、飞船、热线、低碳、粉丝、驴友、博客、自驾游、月光族、绿色食品、两弹一星、希望工程……这些已经“入籍”当代语境的新语词，没有理由被当代旧体诗坛拒之门外。 如果某种生活场景、某种情怀思致无法用文言语词摹写、抒发，就可以使用当下语词。启功先生名作《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组词》之所以脍炙人口，不仅因为它们写出了当代市民乘公交出行的酸甜苦辣，更因为“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坐不上，我活该”“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等当下口语被作者驱遣自如、纷涌入篇。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任公“诗界革命”的主张“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至今并未过时。钱锺书曾批评人境庐主人若干诗作“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钱锺书《谈艺录》），但这只能说明诗家在追求作品现代性的过程中，尚未取得理想的新语词诗化效果，却未足作为旧体诗不能使用新语词的理由，盖诗之感动力强弱，不必关乎诗语之雅俗，而必关乎诗情之浓淡和诗境之高下。诗人发为吟咏，“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其作品才会具有充沛的精神活力。而那些无关乎作者精神呼吸、情感体温的种种“诗”，即使“看上去很美”，亦不过是徐渭痛斥过的“徒轨于诗”的塑料花而已。 （作者：刘炜评，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