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体诗创作由沉寂、寥落走向复苏、繁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象之一。相关的学理研讨，也经历着日益拓宽、深入的积极变迁。其中两个方面的争鸣最为诗坛和学界关切：一是现当代旧体诗是否具备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二是现当代旧体诗创作能否获得文化精神上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在与古代性的比照中呈现自身质性的，其要义在于物质和精神的持续融旧出新，即对于时代生活动态，尤其精神文化动态的热诚反映与介入。这样的现代性，并非今世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变风变雅、屈宋楚骚、“建安风骨”、陶谢田园山水诗、“四杰新体”、“盛唐气象”、南渡词等的与时而出，皆为明证。近现当代诗家黄遵宪、于右任、吴芳吉、郁达夫、聂绀弩、夏承焘、唐玉虬、钱仲联、赵朴初、启功等人的诸多名篇更能启示今人：拥抱火热现实生活并与时代精神声应气求，旧体诗不仅可以做到，还可以做得气韵饱满。如于右任1938年创作的11首散曲、郁达夫1942年创作的12首《乱离杂诗》，时世变端、民族大义、人类公理、苍生血泪、身家遭际等等，靡不交织于字里行间，至今读之，犹不能不为之动容；赵朴初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诗词曲创作，有着“暂借旧碗盛新泉，更存薪火续灯燃”（赵朴初《〈韵文集〉代自序》）的自觉，融“人间佛教”义理、爱国主义热忱、社会主义价值观于一体，情怀宽博、情致盎然，与历代僧人、居士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之作相比，可谓别开生面。 但在现当代诗歌文化的大坐标上考察，又必须看到近百年来的旧体诗创作，整体上的现代性养成还不够充分。当今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主要以劳动方式专业化、产品交换市场化、生活环境城市化、信息沟通全球化为基本特征。如果当代旧体诗与此疏隔或相关甚少，它就难以赢得广大的读者，难以具有与白话自由体诗平起平坐的“诗席”。几个基本的事实不应回避或遮蔽：能够为时代“写心摄魂”的现代性旧体诗力作，仍是凤毛麟角；当现实生活发生重要、重大事情时，旧体诗的在场感、介入度往往不如新诗及时和有力；在表现当代人类心理情感的细微性、复杂性方面，一首情辞俱佳的白话诗乃至流行歌词，可能较旧体诗更为“直指人心”；现当代旧体诗坛迄今仍未能产生它的“李杜苏辛”，即使以郁达夫、聂绀弩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诗坛巨擘，其影响力犹不能与艾青、牛汉、雷抒雁、北岛、舒婷等白话诗坛大家相比；现当代旧体诗库还未能诞生震古烁今，堪与《离骚》、《古诗十九首》、《古风五十九首》、“三吏三别”、《秋兴八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己亥杂诗》等相媲美的经典作品。而对此反思不足，是当下众多旧体诗人的认识局限，由此导致的创作现状便是，不少作品虽合于旧体诗绳墨，颇显工致、典雅，但当下生活现场感往往不足甚至缺失，其中一些以“不离祖法”自高自矜、以“规唐范宋”互相标榜的“啸傲烟霞，流连光景”之作，屡屡使读者产生作者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古代的错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与时代相偕行，在继承中求拓新，不断增扩和提升自身的现代性，乃是古今中外诗歌以及一切文艺体式历史经验的最大公约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