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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十岁通诗书”。李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唐代时，即有其梦笔生花的传说，“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与一般文人不同，除了经史典籍之外，李白还学过“奇书”，他曾经向东严子求学。东严子即唐代著名隐士赵蕤。赵蕤字太宾，是唐代杰出的道家、纵横家，“博学韬钤，长于经世”。玄宗曾下诏请他入朝，他没有应诏。他著有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长短经》（别名《反经》）。李白说自己“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可知他跟随赵蕤学习时间不短。 跟随赵蕤学习让李白的才华更有所突破，他的思辨力、口才都很杰出。“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甚至醉酒后也头脑清晰，“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 虽才华不菲，李白起初却以隐逸为志。“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他在追随赵蕤读书的那些年里，与赵蕤一起养山禽为乐，陶然忘机，与世无争，对广汉太守的推荐也不做理会，足见受赵蕤影响之深。 倘若李白一直如此，文学史便少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的转变与遇到苏珽有关。开元九年春末（721），被罢相的苏珽出任益州长史。苏珽和张说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年轻时，他为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做墓志以嘉许杜并的孝行。苏珽曾贵为宰相，又文采了得，但是他在见到漫游蜀中、去成都路上的李白后，以礼相待，并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如比肩也”。李白在受到苏珽称赞、激励后，大为振奋，“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所谓“经珽之鼓励，太白方觉为可造之才，而志气益加恢廓”也。 李白出蜀的时间也有争议，常见的说法是开元十三年（725）、二十四岁时离开四川，“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没有直奔东西二京，而是游历了很多地方，如今天湖北荆门、江陵、襄阳、安陆，安徽的淮南、河南的嵩阳、南阳、山西的太原、江苏的金陵、扬州、湖南的巴陵、洞庭、苍梧、江西的庐山等等。 他虽有志向，“常欲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但随性、豪放，“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又深具游侠精神，“十五好剑术”，“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也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手刃过数人，“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轻财好施”，不置产业，在淮扬一带游历时，不到一年便“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裘马轻狂、纵酒携妓是常态，“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一身傲骨，即使干谒时，也不示弱，在早期拜会荆州长史韩朝宗、希望他举荐时，“高冠佩雄剑”，长揖不拜；在离开玄宗后若干年上书安州长史裴宽、试图向其澄清误会时，他在历数自己的长处、希望得到对方的接纳，竟以“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作结尾，摆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 可以说，李白一方面希望被举荐、声达天庭，受到玄宗重用，另一方面他干谒求仕的功课又不细致，不是那么孜孜以求。他不像王维，在长安住下后频繁出入王侯之门，专心以才艺博取贵人青睐；更不像宋之问，一心要走终南捷径，为了功名不惜一切；又不像王昌龄、贺知章对仕途晋升的淡然，因此他的晋升之路很不顺畅，难免时而在酒席欢笑间会“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王维是大隐于朝，孟浩然是小隐于野，李白是酒隐于梦乡。“酒隐”是李白对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精辟总结，“也是他藉以立身扬名的一种手段，其中包含他一举飞升的政治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