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文学理论，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操演是创伤表征的过程；创伤成为操演的对象。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对文化创伤的操演是建构创伤话语的途径。本文对文化创伤操演和创伤话语建构的探索与研究，其目的是对所研究的文学理论及批评范式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论证。
    关键词：文化创伤；创伤叙事；创伤话语；记忆；操演；建构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分别对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尽管操演理论目前仍然大多是以研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为主。①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文化创伤的内涵是什么？它是否像性别、种族那样也可以操演？如果可以，这种文化创伤操演具有哪些属性特征？它与创伤话语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性？创伤话语是如何建构的？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将有助于对所研究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范式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论证。
    本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与论证，其理论依据是：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不是事件本身具有创伤性，而是我们依照一定的文化结构和期望把一些事件建构成这样的。②也就是说，创伤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Alexander 2）。社会是由具有语言表述能力的人所构成的，而人并不具有先天内在的自我或主体性（Miller 225）。创伤是人对事件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以及主观感受的结果。而操演则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它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的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可能性的条件”（巴特勒，“性别麻烦” 9，17）。操演有的时候是语言性的，有的时候是戏剧性的，因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是一种带来特定语言结果的“身体行为”（“性别麻烦” 19）。这种行为“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或身体都是虚构，是通过身体符号以及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性别麻烦” 178）。
    本文认为，创伤理论与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由于文化创伤是创伤事件留给某群体意识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而形成集体创伤记忆，并有可能改变该群体的身份（identity）（Alexander 1），因此这一群体所面对的是，对这一创伤记忆进行修复。不仅如此，出于某种需要，这一创伤记忆还可以在文化层面上予以重构。这些都离不开操演的参与。操演不仅仅被用于对文化创伤的表征，人们对文化创伤的操演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途径或手段而已；操演的目的之一，是要对创伤话语进行文化上的建构。
    一
    从创伤事件到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
    从创伤事件到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创伤事件、创伤记忆、创伤叙事、创伤话语。由于创伤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创伤性，③因此创伤是创伤事件通过创伤记忆对创伤主体产生影响的结果。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是否存在创伤记忆以及创伤是否可以叙述持有争议，④但是在创伤事件向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中，创伤记忆和创伤叙事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就是说，没有创伤记忆，创伤事件就毫无意义；没有创伤叙事，创伤记忆就无法转换成创伤话语。是创伤记忆将创伤事件保存下来，尽管这种保存并非是完整和客观的。根据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观点，在现实当中，过去不会像在睡梦中那样得以重现，“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 70—71）。当创伤事件发生时，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储存在人大脑的记忆中，这种记忆一般会延迟，并以创伤症状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⑤创伤主体对这种表现的含义往往并不清楚。根据创伤理论，这一现象被称为创伤的“展演”（acting out）。当创伤主体能够正视创伤事件，并在主观上开始应对自己的创伤经历的时候，便进入到了创伤“应对”（working through）阶段。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未必就一定是创伤叙事，但在文学作品中，任何对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的表征都应该属于创伤叙事的范畴。换言之，创伤叙事是创伤叙述者根据创伤记忆和创伤体验对创伤事件、创伤经历、主观感受等的语言或非语言叙述。出现创伤的非语言叙述，主要是由于创伤事件对创伤主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损害了创伤主体的语言系统，使两者之间出现短路。不仅如此，创伤主体对创伤事件的意义往往无法理解，因为人的认知主要依赖语言，而当语言结构受到损害时，认知能力必然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对创伤的非语言叙述能够更有效地模仿创伤主体的创伤症状。创伤叙事是将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Balaev 5），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它是创伤主体回归到现实生活的唯一桥梁。创伤叙事是以叙述历史创伤为手段，以表征当下生存状况为目的的。创伤叙事关注的不是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是曾经发生的事件对当下的影响，以及人们应该如何重构自我身份。
    在特定的语境下，例如在创伤主体见证创伤的时候，创伤叙事便成为了一种演说行为，即以言语操演行为，将言语付诸于行动，因此需要读者或听众的参与和互动才能产生效果。创伤叙事具有主观性特征，因为对创伤事件的叙述并不总是依据创伤事件的本身，而是依据创伤叙述者⑥对创伤事件的理解。创伤叙述者通过叙述创伤，呈现给他人自我意识、内心感受、主观意愿等。这种呈现并非是真实自我的表征，而是根据自我或外界的需求对自我身份的重构。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创伤经历的伤害，为了显示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完整的自我意识，创伤主体有掩饰其创伤经历的倾向；另一方面，创伤经历必然会导致创伤主体的自我屏蔽、自我分裂、迷失自我的情况发生，而这些现象会对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完整自我的愿望构成威胁。这表明，为创伤叙事提供基本素材的创伤记忆具有自我矛盾性。
    创伤叙事不仅是对创伤事件、创伤记忆、创伤症状的叙述，也是对它们的操演。根据叙事心理学和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的记忆、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期，三者的结合形成完整的自我。人们往往是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来操演现在以及未来的自我，从而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叙事是叙述者出于某种目的，为自己选择某种特定的角色来叙述或操演自己的故事（马一波 钟华 12）。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创伤叙事。对创伤的叙述，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操演创伤来重构被创伤所损坏的自我身份。不同的是，一般的叙事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而创伤叙事则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构。创伤叙事是对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所经历的创伤历史予以见证，从而获得集体、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如果某群体成员能够认同某一文化创伤，这种群体的认同感有可能使该群体在未来重构他们的文化身份，重获该群体的凝聚力。此时操演文化创伤可以起到修复身份、增强认同感，从而共度危机。因此，创伤叙事具有示范性、演说性、表演性等特征。
    以上论述表明，创伤叙事在整个转换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创伤叙事并非是终极目标。事实上，创伤叙事是向创伤话语的过渡，即创伤话语建构是以创伤叙事为前提的。创伤叙事是以言语或言语行动开始，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某社会群体需要对自己的种族、性别等身份进行重构时，被建构成创伤话语的，即将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的体验建构成文化创伤话语的过程。因此，对创伤话语的建构离不开创伤记忆和创伤叙事。简言之，创伤话语是某群体通过创伤叙事将他们对历史创伤事件的共同记忆予以文化上的整合与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虽然创伤叙事可以转换成创伤话语，但是创伤叙事并不等同于创伤话语。总体而言，创伤话语是在创伤语境下，对文化身份、社会习俗、人生价值观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修复与重构，以应对由于创伤事件而导致的对某群体所构成的文化身份、文化传统、信仰、规范等的破坏。创伤经历不仅会导致人们自信的缺失，而且还会对本应该创造秩序和安全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失去信心（Vickroy 13）。这给创伤话语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建构创伤话语的前提是必须把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才能给予创伤事件以意义，并将其意义提炼成文化创伤。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语言及非语言的表征，而创伤话语是对创伤的文化建构。不仅如此，在从创伤事件到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中，“创伤操演”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记忆、仪式与文化创伤操演
    根据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理论，记忆分为“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和“身体习惯”（bodily practices）。由于“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因此对过去的记忆，是在仪式性的操演过程中完成的。纪念仪式只有在操演时，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如果没有习惯的参与，操演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身体习惯还是社会习惯在本质上都是“合规操演”；如果没有操演，也就没有了仪式，因为“仪式是一种操演性语言（a performative language）”，这种语言“被编码于”创伤叙述者的“姿势、手势和动作中”（康纳顿 2—5，25，35，66—67）。康纳顿的观点诠释了记忆、仪式、操演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文化创伤操演”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范式，便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所谓“文化创伤”是指，由于战争、暴力、恐怖事件、突发事件、社会动荡等因素，某群体的身份意识和存在感在瞬间丧失，其社会结构出现了撕裂，从而影响了该群体的凝聚力。文化创伤并不需要每一位群体成员都直接体验创伤，而是对文化创伤体验的延迟和协商（Alexander, et al. 71）。也就是说，对文化创伤的记忆是一种共同记忆，无论该群体成员是否亲身经历了创伤事件，他们都会主动或被动认同他们的文化创伤记忆，因此他们对文化创伤的记忆属于社会记忆的范畴。“仪式”是文化创伤记忆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创伤通过共同记忆的不断演练而得到固化，并同时将创伤事件转换成个体和集体记忆。这一过程也是对文化创伤的操演（Roudometof and Christou 170）。也就是说，这一操演的过程是以纪念仪式的方式对文化创伤记忆予以表演性地表征，具有重复性、表演性、群体性、戏剧化、仪式化等特征。它们也是操演本身所具有的属性特征。这些属性特征构成了文化创伤的内涵。
    “文化创伤操演”是基于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而生成的一个概念，属于跨学科的“衍生品”，主要是指创伤主体或叙述者出于本能的需要或者对文化身份重构的需求而对创伤事件、创伤症状所进行的一种表征模式。根据创伤理论，创伤主体的创伤经历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创伤事件和创伤症状。操演文化创伤既可以是对创伤事件的操演，也可以是对创伤症状的操演。这种文化创伤操演是以操演为途径，以见证历史、延续历史、重构身份、恢复群体的主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治愈创伤等为主要目的。这种对文化创伤的操演不仅可以帮助某群体理解他们过去创伤经历的含义，重构当下的文化身份，还可以使他们对其共同的文化身份予以认同。这种认同感可以增强他们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
    “纪念仪式”是操演文化创伤的有效途径之一。举行纪念仪式，通常需要特定的场所、创伤主体或叙述者的言语行为、观众的见证与互动等。纪念碑、遗址、墓地、博物馆以及其他公共场地大多是实物的，但也可以是虚拟的（virtual），如网络虚拟纪念馆等。这表明，对文化创伤记忆的操演已经打破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纪念仪式一般具有重复性特征，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即康纳顿所说的“身体习惯”，一般需要有一定数量人群的参与，其目的是确保文化记忆在某群体成员中得以延续或内化，如“9·18抗日战争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等。纪念仪式既是创伤叙事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某群体对其文化创伤的一种见证、建构、内化过程。
    在纪念仪式上，创伤叙述者作为见证人（testifier）通过自己的证言对文化创伤予以作证。作为一种创伤叙事和创伤操演行为，⑦见证文化创伤是将言语付诸于行动，需要见证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才能产生效果。也就是说，见证人是通过与观众之间的对话来演示其创伤经历，因此具有示范性、演说性、表演性等特征。见证创伤其目的不仅仅是讲述个人的故事，也是通过身份重构，重获因创伤经历而丧失了的文化身份，重返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这种历史见证“是要完成一个言语行动，而不是简单地表达一个陈述。证言作为操演性的言语行动实际上演说的是历史的行动”（Felman and Laub 5）。见证创伤的过程也是操演创伤的过程，即对创伤事件和创伤记忆的建构性操演。在创伤的语境下，原始事件是一种历史缺席，创伤叙述者通过操演创伤事件将创伤的缺席变为创伤的在场。创伤事件与创伤症状形成了一个实体，由缺席与在场的相互作用作为内部的构成（Duggan and Wallis 9）。
    “见证创伤”并非是说，创伤叙述者在讲述一个真实的创伤故事。这是因为见证创伤作为一种创伤叙事手段，其本身具有主观性特征。在见证人见证创伤的过程中，创伤事件和创伤表征之间出现断裂，需要见证人根据自己的领悟或需求来重构创伤故事。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那样，讲述过去的创伤故事，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理解当下、展望未来，从而走出历史创伤的阴影，开始新的生活。当见证创伤脱离了个人层面，便会成为一种集体行为。集体创伤反映的既不是个体的痛苦也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一种象征书写（Eyerman, et al. xxvii）。当然，有时候我们很难将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区分开来。表征个体创伤需要观众的见证，而见证的过程就将个体创伤转换成集体创伤。正如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个体创伤总是与社会领域相连接，社会环境将会对创伤的程度产生影响（Kaplan 1，66）。当创伤叙事被置于社会文化结构之内，它就成为了文化创伤，正如某学者所言，“证词是以个人记忆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但是，当大量的证词都在见证同一个或同一类历史事件时，这种记忆就成了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林庆新 26）。文化创伤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作为一种文化创伤操演，见证创伤是对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信仰的“演练”（Duggan and Wallis 7），需要某群体对文化创伤达成共识，并认同这种文化创伤。这需要人们建构一种文化创伤叙事，并对其不断操演，以加强群体内的相互认同。文化创伤操演同时具有主动性和被动性特征，即那些认同文化创伤，并自觉对其操演的人被视为“自己人”，否则会被视为“局外人”（Murer 112）。将某事件以文化创伤来表征时，其前提是必须将该事件作为“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Lazar and Litvak-Hirsch 183）。在这一语境下，对文化创伤的操演便成为一种社会表演，即通过社会表演，将文化创伤转换成民族神话。此时的文化创伤操演凸显了一种张力，即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某群体成员对文化创伤的理解、阐释、诉求并不总是与文化创伤的主导叙事相一致。两者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因此需要相互协商与妥协。这也是操演本身所具有的属性特征，对此巴特勒有过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三
    创伤话语建构
    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文化创伤往往是通过操演来延续传承的。创伤的集体记忆行为成为对文化创伤的操演实践，这种集体创伤记忆以诸如纪念仪式等方式反复操演，从而体现了社会、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创伤是通过记忆的行为予以体验和整合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话语，并对这种话语予以操演。创伤话语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
    关于“创伤话语”这一概念，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已大致做了界定。然而，创伤话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概念。它可以是权力话语的象征、文学艺术的表征、大众意愿的体现等等。它既是群体成员对文化创伤的共识，但也包含着争议。虽然创伤话语表征了创伤事件在文化创伤中的含义与意义，可能会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但是创伤话语本身由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无法达到完全的一致和统一。也就是说，创伤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是某群体内部或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排斥、争议、对话、协商、认同、平衡等状态的不断交替。
    对某社会群体成员而言，建构创伤话语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其主动性体现在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身份重构的诉求上，希望以此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纳，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安全感。此时的创伤话语体现了某群体成员的集体诉求，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与需要。其被动性体现在人们对特定权力、文化习俗的服从上，即创伤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因为对文化创伤的建构往往会受到某种政治的操纵，属于创伤政治范畴（Dona 17）。这表明，创伤话语在建构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如政治、权力、文化、法律、习俗、宗教、信仰、理念、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称为建构创伤话语的语境。也就是说，创伤话语建构并非是随意性的，它会受到语境的限制或制约。这一语境使得创伤话语呈现出双重性特征。
    一般而言，社会的权力者往往会根据某种需要，通过操演记忆让人们接受某种社会行为规范、记住某一历史时刻或事件、认同某一社会理念等。这是社会记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哪些创伤应该纪念，哪些创伤应该忘记，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一种个人选择，也是权力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权力的支配下，创伤话语被建构成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神话，凸显其神圣性和象征性，而公众只对允许的文化创伤记忆通过诸如仪式等方式予以操演。于是创伤话语与创伤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创伤话语在重构创伤主体身份的同时，也控制创伤主体。对创伤主体而言，创伤话语使得创伤事件具有了某种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象征性，无论这种社会意义和文化象征是否与创伤主体理解的相一致。
    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和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主体不具有先在性，主体主要体现的是其社会性、建构性、被动性、服从性。虽然他们都对主体的能动性进行过论述，但是他们都认为，主体的能动性十分有限。福柯强调权力对语言与知识的掌控，即福柯的权力/知识模式。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统治和控制的实践，是对主体的消解。主体具有自我矛盾性特征：“法语服从（assujetisement）既表示主体的形成，又表示服从的过程——一个人只有通过服从于一种权力，一种意味着根本的依赖的服从，才可占据这种自主权的形象”（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 79）。与福柯相似，巴特勒强调操演的强迫性，即主体的操演实践往往是迫于对社会规范的服从。“作为主体生成的条件，屈从在一种强制的屈服中暗示了存在（being）”“因此，要作为自己而持续存在，就要渴望自己的屈从”（“权力的精神生活” 7—8）。因此，对主体的建构属于一种社会建构。在创伤话语的语境下，创伤主体在其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是社会或社会权力者通过创伤话语建构对主体的文化身份予以重构。而主体对创伤话语多数情况下只能是被动的服从。于是在建构创伤话语的过程中，社会权力者所建构的是具有主导叙事特征的创伤话语，并期待社会成员对这种创伤话语给予认同和遵从。此时的创伤话语已经被符码化、社会化、规范化、角色化了。而社会成员面对权力的监控与惩罚，需要对文化创伤进行不断地操演与内化。
    当然，在创伤话语建构的过程中，社会权力者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社会群体成员有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创伤文化进行不断地修改与协商，从而完成对自己主体性的重构。他们甚至可以像巴特勒所说的那样，“当主体被要求具有齐一性时，当主体的行为被要求具有顺从性时，有可能会产生以对顺从性的戏仿（parodic inhabiting）为目的，含蓄地质疑了这一命令之合法性的对律法的拒绝，这是一种对律法的夸张的重复，是反对传达律法者之权威的、对律法的重新表述”（“身体之重” 110）。巴特勒的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成员戏仿主导性创伤话语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十分有限。
    对创伤话语的建构可以有多种模式，例如对种族创伤话语、民族创伤话语、性别创伤话语等的建构。由于篇幅有限，关于创伤话语的模式，将另文论述。笔者认为，这三种创伤话语都隶属于文化创伤话语的范畴，因为文化是构成性别、种族、民族的主要元素之一，而文化身份的受损乃至缺失是导致这些创伤的关键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文化上建构创伤话语对任何一个社会都至关重要，尽管创伤话语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有时是漫长的过程，既需要理论上的持续建构，也需要实践上的不断操演。理论上的建构是以政治家、学者、作家等为主体，实践上的操演是以社会群体成员为主体。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建构过程是人们不断的争辩、沟通、协商、妥协的过程。
    注 释
    ①国内关于这两个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林庆新：2008）、《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赵冬梅：2009）、《创伤理论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王建会：2010）、《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陶家俊：2011）、《朱迪斯•巴特勒的后女性主义理论》（李庆本：2008）、《巴特勒与表演性理论》（何成洲：2010）、《西方文论关键词：性别操演理论》（都岚岚：2011）等。
    ②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Jeffrey C. Alexander，Neil J. Smelser，Elizabeth Butler Breese，Jeffrey Stevenson Murer等。
    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Jeffery C. Alexander，Ron Eyerman，Neil J. Smelser等。
    ④相关论述，参见王建会的论文“‘难以言说’与‘不得不说’的悖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叙事分析”，《外国文学》5（2013）：147-55。
    ⑤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指“言语，”即英语的speech或utterance，而“非语言”是指语言之外的表征方式，如图像、图片、意象、画面、雕塑、数字等等。
    ⑥创伤叙述者既可以指创伤主体本人是叙述者，也可以指叙述者是在讲述他人的创伤经历。
    ⑦一些学者认为，见证创伤是一种操演行为，例如Patrick Duggan，Shoshana Felman，Bob Pla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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