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是我在1998年完成的一部论著，北师大王富仁教授作序，由重庆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曾于2001年获第5届国家图书奖（现改名为“中国出版政府奖”），2003年又获教育部第3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是一部厚达800多页定价不菲的“冷门书”，重庆出版社因此书久已脱销，决定改出新版重印。当我接到重庆出版社冯建华先生的这一电话告知，內心自然十分高兴。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儿童文学为中心的童书出版业，在资本市场与网络、手机、动漫及数字化产品的多重冲击和影响下，不但没有出现传统纸质图书急剧下滑、阅读人口锐减的现象，反而“逆势上扬”，出现童书出版“黄金十年”并秣马励兵雄心勃勃再创未来“黄金十年”的可喜局面。据悉现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百分之八九十都在争做童书，甚至连国防工业出版社、化工出版社都成立有少儿分社。曹文轩的《草房子》重印100多次，《儿童文学》杂志发行100多万册，这在成人文学看来简直不可思议。鲁迅先生说：“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今日儿童的情况，既是儿童生命个体将来的命运，也是我们民族群体将来的命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无疑与今日儿童的情况紧密相联。
    在拙著新版重印的背后，我看到了学界与社会对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学科、对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建设的重视与需求；同时也提醒我，学术著作的质量与“文采”（学术著作也有一个“可读性”的问题）应是学者时时牢记于心并形诸于笔的。我曾在一部拙著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对学术著作的写作，定位为‘深具创见，可读性强’，这是我孜孜矻矻追求的目标。”自然，这也是我的这部新版拙著应锁定的目标。有感于此，我借《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这次新版重印的机会，在保留旧版整体框架和大部分文稿的基础上，作了部分的调整、补充与修改。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部分，具有很大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性质，因其所涉对象是正在发展运动变化着的文学现象，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文学思潮，而运动变化着的事物是不容易看清楚，更不容易说清楚的。此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专研当代文学并进行“当代文学创作”的曹文轩教授所言：“时过境迁，许多在当时看来头头是道甚至是振聋发聩的批评，却会显出它的虚妄乃至可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当年的许多批评纯粹是凭空的武断和矫情的夸饰。可是，作为这个行当里的一个学者，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追踪当下，并给予描述、解释和揭示。这是一种类似走钢丝的、铤而走险的行为——正是它充满了冒险性，所以这个行当也才显出它迷人的挑战性。”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知难而进、深具挑战意味的独创性精神劳动，它既是对学者的知识具备、理论功底、学术眼光的检验，同时也是对学者的学术立场、文化担当、人文勇气的考验。作为人文学科研究之一小叶的儿童文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性质，而且，从某种角度说，儿童文学研究更需要其从业的学者具备经受得住这方面检验与考验的素质。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对象及其所表达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直接联系着关乎民族下一代国民精神的塑造与良好人性基础的养成。儿童文学与我们的教育、文化一样，其终极价值与目标在于凝聚起历史与现实、人生与人心、上代与下代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当然我们知道文学的作用没有这么伟大，但只有不断聚集充满精气神、正能量的东西，才能使社会与人心向上走；相反，如果一直被假恶丑的乌烟瘴气所包围，人心与世道的坠落那是必然的。自我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30余年以来，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日益加深，并努力地付诸我的教学与研究之中。问题意识、原创品格、中国话语、“有我”写作，这是我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坚执的原则与追求。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是我当年在调离重庆前就已选编好了的，1998年10月，我北上来到北师大，此书于2000年元月出版，这也成了我重庆—北京“转型”时期的一个学术结晶，同时也是我在第二故乡重庆留下的最好学术记忆与纪念。如今，事隔十余年，重庆出版社又要出版我此书的新版本，我的心怎能不为之感动？朝天门、解放碑、江北嘴、沙坪坝、北碚、南岸、长江、嘉陵江……重庆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而印象深刻。深深感谢重庆，难忘旧版的责任编辑杜虹女士当年的辛劳——这位中国第一个冰冻遗体的女作家，同时也是刘慈欣《三体》的责编，愿她50年后如同格林童话中的睡美人那样苏醒过来。童话的梦是美好的，愿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梦都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