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其来自有。它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当代正名，它是中华文化立场向心而递进出的年轮，它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文艺攀登、创新的立足点。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艺术成就和价值蕴涵的概括。三百篇诗，采集而成，各篇年代有异，其间三颂、二雅、十五国风体裁不同、内容有别，或赋或比或兴，创作手法多样。有周一代体现了地域性、朝代差、视域分别多样性的中华早期文艺，齐集连缀于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中。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记载着爱情的缠绵；“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它关注着劳作的艰辛；“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它赞颂着敬业执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它瞻顾着社稷安危；“为酒为醴，烝畀祖妣”，它祭望着先辈后世……《诗》所以成为“六艺”之一，所以跨越时代间隔与疆域限制而成为把握中华文化的原典，既在其初始之值、多样之采，也在于其“思无邪”之致用之效。
    回望中华民族诗学初始，“思无邪”已经奠定了今天正能量的最初基石。在我们民族的成长时代，“思无邪”的文艺观并非孤响，“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典乐期待，既是“思无邪”的同调，也是正能量的先声。
    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诗》所滋孕的中华文化精神既有包容性，更有创新性。从《诗经》出发，我们民族的文化先贤，没有固步于已有的灿烂，没有沉迷于经典的光晕，而是秉承着“思无邪”的要义，与历史偕行，与时代同步，瞩目现实展望理想，汲取着社会生活给予的新鲜营养、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成果，因而在“诗骚”之后，“老骥伏枥”有了汉魏风骨、“荡胸层云”有了大唐气象，“大江东去”有了苏辛吴陆……正因为代代诗人，承传着“思无邪”的衣钵，不废江河之流，敢向潮头而立，才有了我们厚重的文化积累，才有了“诗的国度”这个令我们自豪的美誉。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清代史学家赵翼所写《论诗五首》的前两章。他以史学家的目光，审视诗歌发展的取向，指出如钧天之乐的佳作，来自生机勃勃的现实，而故步自封、因循旧式，则终不免坠入余沫嚼蜡的境地。
    “思无邪”既是对创作成果的评价，也是对创作目标的期待。思，要根植于时代，才听得清时代的脉动，写得出时代的感受，才能让诗的青春永驻。创新思维与日新的社会、日新的生活、日新的人民是须臾不可分离。
    承接着“思无邪”的基因，正能量是今天文艺创作最重要的价值负载。正能量的创作追求同样需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毫无疑问，任何既有的能量如果没有新能源的补充，必然会因为能量耗散而走向衰竭。正能量是应该有活力的，它活力既在于潜能的进一步开掘，更在于新能源的不断补充。今天，文化正能量的新动能就在于新时代的新形势之中。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是向后看的复古文艺观，不是我们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艺观。如果说正能量也可以比喻为一种矢量的话，那么它的方向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方向，是中国梦奔赴的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要强起来，当代中国文艺也要强起来。为文化正能量注入新时代的新动能，是我们攀登文艺高峰，增强文化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必要条件。不忘“思无邪”，立足新时代，充实正能量，面向新受众，描绘新人物，塑造新性格，积淀新精神，总结新观念，让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铸造出新的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当代中国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