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关切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新文学更是将“立人”视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历史担当和价值支点。承续着文学系谱，又独出蹊径，“80后”作家郑小驴甫一开始将写作目光聚焦在人的身心轨迹与后来人生路向的关系勘探之中。这具体表现为小说主人公往往是带着创伤感上场，相应的创伤感又成为整个悲剧故事发生的直接或不曾缺席的原因。文学与创伤体验之间的关系本是千头万绪。能如此清晰而又颇得要领地梳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表达路径来，应是与作家本人对自我境遇、人生经历深入的体验和非同寻常的省思密不可分的。当然，其中也融入了同代人、农村人和其他类属人的身影踪迹。而有关这些主人公的创伤感其由来，这又指向了对历史、文化、现实等层面的追问，构成了循环性的、深度性的“追问‘为什么’”。如上叙事逻辑和结构系列最终和盘托出郑小驴小说的一个核心与独异的景观——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关注，尽管相关人物表面上都心智正常。总体看来，郑小驴小说中主人公的创伤体验大致有三种类型构成。
    身世阴影挥之不去。弗洛伊德体系大厦很大部分是由“童年阴影”为地基。身世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童年、青年的生活经历。郑小驴在《等待掘井人》中讲述了一位叫“阙国清”的成年人，自生父从境外回来后，住上了洋楼小房，并在40岁之后有了婚娶。然而，好景不长，他患上了绝症。与其说“阙国清”是“身”病而死，不如说是“心”病而死的。因为他来到世间就活在身世阴影中。父亲作为国民党士兵，败逃在外。“阙国清”因为这个出身成分，受尽了各种歧视与欺凌，生活困厄，内心十分压抑。这些甚至都转换成对父亲的万般仇恨，以至于父亲归来后，他曾怒目而对。一夜暴富，生活状态的陡转，“阙国清”又成了村人侧目和艳羡的对象，从过度自卑飞跃到极度自信，心理上的“蹦极”令他直逼死神。小说中有两个调皮小孩在腾挪忽闪，从中插科打诨，显然这是一种暗示与对比。身世阴影的形成还与一些与生俱来的身体残患有关。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一书有励志的倾向，史铁生一生似都在要以文学创造完成对身体的超越。但无论如何，给残障人在心灵上予以发自真心的尊重和关爱无疑纯属人情天理，这是愈合人创伤体验和助人正常成长的最为滋补的“鸡汤”。
    郑小驴的小说《赞美诗》中的“他”天生有点眼疾，长得也不好看。同租女孩种种表面上的客气，让“他”对她好感倍增，并燃起生活的勇气和做人的信心，“他”一度相信人性纯洁无瑕，一如“赞美诗”所唱。“他”也极力呵护这种美好，不敢而不忍玷污。但事实上，“他”在她内心是“歪瓜裂枣”，“坏眼睛真让我恶心”。这触及到了“他”的心理底线，他愤怒了，惨剧上演。作者是在批判礼数的虚伪和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人性。父母的情感付出与未成年人的成长是成正比的。“弃儿”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身价低贱，遭人嫌弃，失去了天赋的公平。“秋红”（《入秋》）因为某种原因，被父母抛弃到了一个远隔千里的山村。种种迹象都表明养父母将她视为己出，但他们是讲交换的，希冀以后从成年的“秋红”身上连本带息地赚回来。“秋红”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对“抛弃”一词也是最为敏感。低人一等的念头与来自两个家庭的斡旋纷争，导致她迅速自暴自弃。渴望温情，就显然早恋；出于对世间的不信任，又卷入到滥交之中，高考也一败涂地，青春韶华就被完全草菅了。与“秋红”可谓精神姊妹的“青梨”（《我略知她一二》），其身上则凝聚了作者对“留守孤儿”的悲悯。“青梨”虽然父母双全，但他们长期外出谋生，基本上从小就让其自生自灭。“青梨”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以资情感沟通。封闭的情感堤坝只剩下日记作为泄洪闸，“记仇”、“小心眼”，当然也没有能力处理好少男少女的初开情窦。性情的郁结与裂变最终导致她撒了个弥天大谎——杀了哥哥，通过“自首”的方式来唤起警察和世人对她的关注，进而抵达父母回到她身边的初衷。种种不利因素都形成了“情结”，深深地植入了这些人的身上；这些“情结”就是“暗瘤”，就是“定时炸弹”，如果不正视，不疗救，真就绽开成“恶之花”。郑小驴笔端所触及的身世阴影有一定深度，也有相当的广度。它们就是一个个反光镜，是对某些客观东西的真实折射。良好的精神抚慰、心理疏导、社会氛围才能助推小孩健康成长。在其他作品诸如《青灯行》中“鲁登”对流氓人渣的“仇恨”，《枪毙》中“小孩”对罪犯的“围观”和心理上的报复性“处决”，《蚁王》中的“小孩”认为“不满14岁杀人不犯法”等等都是同一脉络的延伸。
    无法言说的心理秘密在隐痛。郑小驴的《让所有猪都活着》中“姑父”靠杀猪谋生，但这貌似凶悍的屠夫，面对别人欺侮小亲戚，尽管面红耳赤，却只好忍气吞声、“视而不见”，而且回到家里，手在抖个不停。“姑父”显然有些“病态”了。细究起来，“病灶”来自他曾经是一个警察，但一次执行公务时，面对一群有恃无恐的罪犯的无端挑衅，“姑父”暴怒了，迈入了“执法过度”的雷区。“姑父”为此丢掉警服，削职为民。这段不堪的经历也就成了他的隐痛，他不敢提起自己的过往身份。内心的苦楚与由此而来又无法应对的现实构成双重矛盾时，更让人压抑不已。如果说，身世阴影主要是针对青少年时期人生道路的话，那么，隔膜、沟通障碍则表现在成年人或准成年人的生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命的成长，人们化解“精神污淤”的能力会大大增强。但是，外界的某些压力与刺激足够侵袭的话，他们又要保持所谓正常人的面貌，这些压力与刺激就层积成一些无法言说的心理秘密，上升成创伤性体验，在隐痛、在固化、在扩张，最终可能“恶化”。从一个视角来看，作品《大罪》中的“大罪”就包含着除了源自外界的规则，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生存环境。它们一起构成了有类于鲁迅所言的“无物之阵”，也是促使事态急剧下滑的“元凶”。“小马”（《大罪》）本也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正义感的乡镇警察，但工资低下，女友弃他而去，不良地产开发商勾搭其他势力不断地哄抬房价，本以为道德化身的中学校长专干些偷鸡摸狗、贪污腐化的破事……面对这些“罪恶”，“小马”作为警察，无能为力，迫于“无物之阵”，又无法揭穿。这些“秘密”最终造成更大的“秘密”，他以“暗杀坏人”的方式完成对所谓正义的救赎，令人不胜唏嘘。整个情节好像是在“谜团”中剥茧抽丝，但留有余意，让读者去猜度和反思。
    郑小驴还有一批作品诸如《和九月说再见》《秋天的杀戮》《枪声》等，都采取了在先锋派小说家那里曾经炙手可热的“叙事团套”或“猜谜性叙事”的写作技巧。这是恰到好处的，因为小说就是要表现出主人公内心里都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是谜一般的存在，整个叙事链条也因这种“谜”而变得疑窦丛生、悬念四起、节外生枝，形式与内容是合一的。确乎，作者就是在披露人们已经变得讳莫如深、心机多多了。传统的“攻心术”与现代生存的竞争迫使着人们在不断地关闭自己情感的铁门。围堵的心理秘密太久、太深终究会“化脓流疮”的，伤己亦会伤人。当然，这些作品也依稀残留着一个青年作家步入社会后，对世界如此“复杂深邃”的困惑不解。他渴望单纯如初的人生，是青春写作的印痕，也是一种艺术向善。可贵的是，作者还能站在对文化、对文明本身反思的角度予这些心理秘密以考察。文化、文明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人懂得节制、有理性。但这种理性与节制也是对本能、生命的钳制，以至于这种理性会走向极端，成为谋杀他人的工具，这也是现代与后现代哲学家所揭橥和控诉的。《1921年童谣》中的祖母陈云青，读过师范，有才华，能吟诗作赋，渴望文学中“才子佳人”所演绎的琴瑟和鸣。但是生性软弱和诗书浸润，婚姻受人摆布，两次都可谓遇人不淑。一生都是郁郁寡欢、愁云密布、情志不展。《秋天的杀戮》中的“博”是整支游击队中惟一的读书人，但谁也不知道他那厚厚的镜片后藏着怎样的一颗心，告密与猎杀情敌等水落石出，都是他所为，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秘史”竟成为罪恶的“宣言”。
    “怕啥来啥”的心理在作祟。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墨菲定律”，通俗地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这是一个“科学”性的存在，本身却充满“玄学”气。国人很多时候将其诉诸“时运不济”。不过，有时候这种“灵异”现象，却是出自人为。自不待言，这种人为也包括当事者的心态失衡。但不管如何，一旦陷入这种怪圈与恶性循环，就注定会与创伤性体验扯上联系。郑小驴在小说中对“怕啥来啥”现象的书写是比较细腻和深入的。《少儿不宜》中有“伯伯”给“游离”和“堂哥”讲故事的“桥段”。中间讲到一个乞丐饿得要死，也讨不到几个铜板。只好向菩萨求救，菩萨指示善心可用，一经点化，乞丐便时来运转，用善心帮助别人，一步步地、良性循环地换取到了更大的财富。但“游离”对此存疑，天下竟有这等好事？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暗示，原本还被父母强加寄予希望的“游离”连高考资格都断然主动摒弃了，心仪上一个貌似清纯的红灯区女子，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而且那女子最后香消玉殒了。基于种种结局，“游离”有过耐人寻味的内心独白：“我要的，全没了，我不想要的，全来了。”这独白可谓“墨菲定律”的又一直观表述。“游离”一腔怒火地烧掉象征当地风水的神庙，只身南下打工而又深感前途未卜、身不由己。这种意绪在《七月流血事件》中以“正话反说”的方式呈现。已经身处“水深火热”生活之中的“小曾”因没能第一时间“领悟”陌生人的提示手势，结果“撞枪口”了，藉以谋生的电动车被交警没收了。虽然大学毕业不久，但摸爬滚打已经令他对别人没有太大的信心，陌生人的“友好”成为他战胜自我的“强心剂”：“冥冥中，他总相信了美好的一面”，“他可没想到情况会那么糟糕”。他试着去信任另一位陌生人“小马”，期待“小马”能帮忙疏通关系、赎回车辆。结果，他先前一直所担心的骗局发生了，从朋友那儿好不容易借来点钱都打了水漂，“情况就那么糟糕”，最终都走上了一条爆发性报复与自我毁灭之路。显然，小说就此所谈及的是社会信任的问题，不管“小曾”先前的怀疑，还是后来决定“豁出去”，都表明了他这些行为本身已经不合常态，而且正是这种“怕啥来啥”的隐秘线索直接牵引着故事高潮的到来。
    在郑小驴新近之作《可悲的第一人称》《天鹅绒监狱》中，“怕啥来啥”似乎更成了相应小说的核心意蕴。《可悲的第一称》中的“我”虽拼死拼活在大都市中还是买不起房，与女友结不了婚，生怕生下小孩，到时候还得为户口问题无可奈何。女友为之两三次流产，两人分手，城市已经是非人之地，“我”故作轻松地“流亡”到了一个边陲之地——“拉丁”。在那里建筑了精神上的桃花源，为自己的阴影疗伤，“怕生小孩”成了他的梦魇。但世间没有化外之地，在“拉丁”，“我”经营惨淡，陷入了新的精神危机。而没想到本来对之心存芥蒂的又一个女人“小乌”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里，给了他安慰与新生。但问题又在轮回，已回城市的“小乌”亦怀孕了。这意味着“我”还得跳回那“火坑”，无处可遁，别无选择。《天鹅绒监狱》中的“我”作为一个画家，本着艺术本位和创造自主的精神，极不愿意做遵命文章，但人生就此犯上了“大忌”，最终无论怎样躲避，它们都如影随形、直逼命门，怎样也无法完成自我的洇渡与救赎。
    确乎，正如郑小驴在《等待掘井人》中写道：“有病就得治，一定治得好的。”通过上面三个方面的论析，你我好像都有点“病”了。是应多考察考察病因由何而起的时候了，身心健康刻不容缓。文学与医治好像也是文论史由来已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