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〇一〇年，皆因编者和出版社厚爱，他们以点评本的方式，精心策划出版了《张学东短篇小说名家点评本》一书，并诚邀我赴成都中国书展举办现场签售活动。人们在作出某种选择时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对于作家来说。当初，我在遴选自己过去十年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时，竟也忽然吃了一惊，除了感慨时光匆匆流逝之外，更多的是觉到了弥漫于内心的那种惭愧。我是打算在每一个年度选出一两篇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出来，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本书的样子了。尽管那十年间积累的短篇小说不下五六十篇，但在选择时余地还是那么小，真正经得起反复推敲的好作品还是太少了，题材雷同，风格相似，写作手法单一，甚至有换汤不换药的嫌疑。优秀作品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
    后来录入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十月》《上海文学》《作家》《钟山》《山花》《天涯》《花城》《青年文学》《香港文学》等刊物上，多数都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北美世界日报》《小说精选》等转载过，也有入选年度各类短篇小说选本的，有荣登国内小说学会排行榜的，也有获某种文学奖鼓励的。不管有过怎样的际遇，它们都曾让我夜不能寐，为写下它们，也为发表。好在，那十年间，有那么多好杂志宽容地接纳了它们，更有一大批文学师长和朋友一直无私地支持和默默关注着它们，才使我有了后来一路走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这亦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条艰辛的文学旅途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先从《送一个人上路》谈起。这篇小说大概是被选载和评介最多的作品，最先获得了第八届《上海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又登上了二〇〇三年度中国小说学会的短篇排行榜，随后又获得宁夏文艺评奖小说首奖。当初小说发表以后，陈思和、张新颖、李大鹏、洪治纲、何向阳等诸多评论家和学者，先后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大家普遍认为，这篇小说表面看起来在写两个人之间的无赖式的追索与无怨悔的偿还，而实际上，“小说最尖锐的恰恰是提出了当今社会不能回避的悲惨的现象，即社会转轨之后，国家以前给普通百姓的承诺将由谁来兑现”（陈思和语）。我觉得这绝不会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社会问题，仅仅通过一篇篇幅容量十分有限的短篇小说传达出来，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讲，我更加坚信自己非但没有进入所谓的创作“误区”或“死胡同”，还为“死亡”这一古老话题，在西部文学又开拓了一个新的精神向度。评论家们对这篇作品的分析和评判几乎一语道破天机，我深深地为之折服。陈思和先生后来在其评论文章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一直为这个小说没能获得鲁迅文学奖而感到遗憾……我相信《送一个人上路》将会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一部短篇小说而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当然，这已经不再是我个人和作品的事了，但我还是相信那些有见地、有责任感的评论家和研究者，会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给予最公正、最权威的评价。
    好小说的样子总是神秘莫测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似有理又无理，笔法从容，气息静谧，有流水行云之势，又不温不火，不贪恋繁华与喧闹，犹如泼墨山水先着力渲染铺陈，又恰到好处戛然而止地留出大片空白来。通篇看来，全凭着一种深远的意境与不俗的气韵。这便是我一直追求的好小说，无论读书，或是创作。我也一直觉得，作家的思想总会从小说里面迸发出来，像璀璨的星空，但这情形非要等到夜晚来临万籁俱寂，因为只有这种时候，才有更多双眼睛能注视到它们。所以，好小说的气质，往往又是生来就甘于寂寞和甘于等待的。这部集子里不乏这样的作品，它们在发表后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响应和评价，至今依旧默默无闻，像尚未出阁的灰姑娘那样悄无声息。但我却格外珍视，在遴选时我有意放弃了那些被选载过多次受到好评的作品，而对它们情有独钟。因为我相信，它们很可能是我最好的小说，只不过是那样的夜晚尚未出现，同样，那样的目光也一直没能出现。我至今依旧期待着。
    再回到上面的话题，其实在《送一个人上路》之前，我曾创作的另一个短篇，几乎同样被认为是一篇经典之作。我还清楚地记得二〇〇一年初夏的北京鲁院，气氛热烈而又庄重，在那天的作家作品讨论会上，与会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对我的习作《跪乳时期的羊》（其时作品尚未发表），作了长时间系统到位的精彩点评，以至于后来鲁院的老师和同学都戏称，那次学员讨论会变成了我个人的作品发布会了。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十月》以头题位置发表了这个短篇，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写出好作品的那种欣喜与鼓舞。当时我深知，在被认可和赞美之后，需要更多的沉淀和不懈努力，短篇小说创作道路才刚在我脚下铺开。之所以要把《跪乳时期的羊》作为自己早期创作唯一的一篇作品录入这本集子里，主要是想让细心的读者有一个对比和参照，以便于更全面地了解我的创作情况。事实上，收入集子里的另一个短篇《羔皮帽子》也是在《十月》杂志头题发表，同样属于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我至今还记得多年以前收到《十月》杂志社周晓枫编辑的手机短信：刚从四川出差回来，看了你新给的短篇，写得非常好，你的小说在气韵上提升很大！大概在收到这条短信的两周后，再次接到周晓枫的电话，依旧言简意赅快人快语地告诉我说，那个短篇已顺利通过社里三审，并特别强调了主编的批语：确实写得很好，要发头条。
    此后稍稍沉寂了一段时间，我又于二〇〇五年写出了《喷雾器》。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这一篇。这篇小说一改我以往那种绵密琐碎的叙述风格，人物和故事完全是白描式的，对话也是干净利落的，三言两语，切中要害，不蔓不枝，人物的心理和命运已经呼之欲出了。作品后来刊于次年第七期《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第一时间给予转载，并荣登二〇〇六年中国原创小说名家推荐榜短篇第三名，进入重要的文学年选本。评论家贺绍俊也在其文章里这样阐述：“《喷雾器》触及商品社会环境下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即商品对人的奴役，人对商品的依赖。人们在生活中被大大小小的喷雾器左右着，小说让人想起马克思曾深刻阐述过的一个词，异化。”而我之所以偏爱《喷雾器》，并不完全是上述缘由，更重要的是，它比较符合我心目中好小说的样子，无论篇幅、气质，还是写作时那种一气呵成的淋漓酣畅，都让人迷恋。我以为，短篇小说能够控制在七八千字内完成，那是再好不过的，且不论写得如何，冗长和臃繁永远是短篇的致命克星，而《喷雾器》的创作恰恰克服了那些致命的毛病。
    由此，我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追求的不是喧嚣，不是张扬，不是泥沙俱下，它需要的往往是审慎、警觉和内敛，因为这个文体太独特了，唯有篇幅短小才有可能成为经典，比如《小公务员之死》《我的第一只鹅》《马可瓦尔多逛超市》等等。所以，更多时候，一个短篇写作者应该像玩牌时将要成为输家的那个人，时刻保持冷静和警惕，审时度势有的放矢，唯独如此你才有可能寻求突破、反败为胜。
    如今这本集子已经问世七年有余，我虽对短篇小说写作初心未改，但更多时候又对它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敬畏，几乎是轻易不敢动笔的。写短篇小说跟创作中长篇是完全不同的感觉，短篇更像跑百米冲刺，不需要太多体能和耐力支撑，但它会让人在瞬间心跳加速，血液奔涌；好的短篇在写作开始那一刻，作者仿佛听到了发令枪响，必须一鼓作气，冲向终点，速战速决，绝不可拖泥带水。中长篇则不然，因为沿途漫长，风光无限，甚至一不小心还可以“误入”歧途，而短篇则永远不能允许你犯这样的错。
    时至今日，我依然迷恋那种怦然心动的叙述快感，迷恋短篇小说戛然而止无穷况味，迷恋篇幅短小而内涵丰富的本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是不能回避、也根本是无法回避短篇创作的，这既是一种历练，更是捍卫写作者的尊严。自新千年开始，当跑完无数次的百米之后，我发现自己仿佛已经跑遍了整个世界，让我这个曾经沉浸于短篇之旅的人时常感到温暖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