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诗人，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批评的准备》《一种真实》等，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
    在文学领域，客观时间维度上的“新”是没有意义的，它转瞬就会成为旧，有意义的是恒久的“新鲜”，而这种新鲜始终在源头处。
    我自己的写作，从严格意义上，或者说，从进入公众领域的层面上，大约开始于《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那本小书。当然，在那之前也一直在写，写诗，写书评，写时评和影评专栏，写论文，但都散乱，那种散乱的写作大多是一种消耗，是学徒期的左冲右撞，不能构成和自我生命的互补。《既见君子》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想想动笔的时候，尚且还是2008年初，一晃十年都快过去了。回想起来，这本小书是在一种非常寂寞也非常混乱的心境中开始写的，而每写完一篇，都会增加一分安宁。我一直很怀念那样的状态。
    这几年，我忽然成为一个文学评论的写作者，置身于一个相对热闹的当代文学现场，不断发表各种各样对文学和新作品的意见，这些意见或许是准确的，也或许是偏激的，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与时代乃至他人的关系，要远远大过与我自身的关系。
    这两种关系，当然都是重要的，理想状况下，它们可以相互激荡，给予。
    手头上断断续续在写两个系列的书稿，一个是关于现代汉语诗人，有名有姓的几位，一个是关于《诗经》，来自众多无名的古典作者。他们留下的最好的文本，构成中国诗的两端。但我并不是要重写文学史，我只是尝试重现一个过去的世界，这个世界无关我自己，也无关这个时代，而是文明的一部分。
    如果说《既见君子》比较侧重比兴，天上地下，东一句西一句，是某种意义上的性情文章，那么这次我希望可以用赋的方式，老老实实把一首首我喜欢的诗讲清楚，且讲出前人所未讲之处，不是疏通文句，而是贯通诗意，讲明这些诗何以成为诗，并从中体味诗。所以我要做的就不是写我自己，而是写这些诗。也不是求一个正解，而是求得某种属于诗的统一，是文字、句法、音韵、气息、意思、感情等多方面的统一。我觉得最好的诗未必能解释，但都是可描述的，只要我们信任那些诗人，信任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处沉默，信任它们一同所构成的那个完美坚实的存在，而诗不单是想象和哲思，也在这些踏实细密处。
    写《诗经》文章的时候，紧挨书桌的床头摊了十几本注疏集释，电脑上又同时打开着一堆电子版的相关文献，也在知网上看一些新的文章，关于某个字，某个句子，关于某个器物，每一句都是各家说法都看一遍，比较，参详，但并不是要做裁判员和调解员，而是看完之后再自己慢慢想，想着想着就会有一点新东西出来，仿佛离那个写诗的人又近了一些。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放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一点点诗意是不重要的。知道自己是不重要的，随后才有切实的工夫，去吸收，感受，思索，和书写。
    据说科幻文学即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但我总觉得，这种正在纯文学界泛滥开来的科幻热情并非基于对最前沿科学的透彻理解和思考能力，而只是因为厌倦（或没有能力）用显微镜观察熟悉的人世和过往的文明，于是企图用望远镜去瞭望遥远和陌生的场域。
    我喜欢的那些科幻文学作者，阿西莫夫、莱姆或特德·姜，与其说他们强调想象力，不如说强调思维的精密，如同数理学家或符号学家一般，同时，他们也熟稔于人类文明的真实细节，如博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再者，他们即便不写科幻，随便写点什么都会是很好的作家。与之相比，我们此地的科幻文学现场，基本还只是民科爱好者和闭门造车者自得自满的安乐园。
    在文学领域，客观时间维度上的“新”是没有意义的，它转瞬就会成为旧，有意义的是恒久的“新鲜”，而这种新鲜始终在源头处，在过去世界的不断重现中，在那些战胜死亡的复活里，如我们的记忆和每一个春天所唤回的。朝向未来，根本就不能令我们摆脱现有的陈腐观念，只能让我们深陷其中，因为所谓未来，本来就只是此刻盘旋在我们头脑中的一种观念而已。
    我又想起那些已经活了很久很久的中国诗，它们之所以流传下来，不是因为对未来进行了成功的占卜，而是忠实地记录了曾有的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