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的心思，谁猜得着？这还用问。没人。但诗歌可以这么问。诗歌是不问之问。明不知，故问。诗歌的一大部分，其实是问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屈原问天，惠特曼问地，我呢问风，你可以抚琴、吹笛，问音乐。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会动，问风它跑了，问音乐就弹它一曲。
    问了，还得答。看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人类发明语言，就是让诗人不断地询问生命的意义的。这几年，因为失去女儿，我心痛得几乎提不动诗笔。生命无常让我陷入沉思，我感到死亡就活在我身上，与生命一起呼吸。这个“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啊，无所不在，又哪儿都不是！对我来说，家只是停靠站，生命却在路上。
    星云大师，我读他的书，看他的字，记住了“初心”两字。
    佛光山四大宗旨，首条即是“以文化弘扬佛法”，我心赞之。这是星云大师对当今世界“已然文明化了”的精准把握。读到“三好说”：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叹大德言谈之质朴，因为这“三好”，看似简单，其实需要一个人毕生努力，方可逐渐接近目标。
    习诗习诗，就是练习节奏。节奏之于新诗，不再像韵律之于古诗，它不再是外在形式的强制要求，而是活泼泼生命的无限变幻可能。节奏，邀请我的想象力去活用语言。
    对自由体现代汉诗来说，我相信节奏将是不二法门，因为它敞向每一个诗人的语言潜能，并把每一首诗视作语言创造的一场历险。说到底，每一首好诗都自成节奏。
    我写的是自由体诗，什么押韵、平仄、对偶之法，都松开了！自由体诗，说到底，就是直接地、自发地去写一个生命活泼泼的感觉状态，因为在那种感觉状态中，诗心跳脱了知识概念的有染，返回到“初心”一般的纯然和天真……
    正是对诗歌的爱和自己甘愿为诗歌承担的某种责任感，把我们的真心像佛珠一样串在同一串念珠上。
    我认为，诗人是闲人。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写出一首诗来，当然，有时也就几分钟，简直一挥而就，一字不改。
    诗人散落在各个职业中，但没有一个职业叫诗人。
    “诗心”在哪里？就在肉身里，它们俩“被罚”彼此相处。肉身的生灭是掌握在时间手中的。诗心呢，它渴望飞翔，但它必须把一切可见物都“放下”，才能生出翅膀。肉身归于土地，诗心飞向天空：它们重返生命那“不可见”的虚无源头。是的，虚无是源头。
    虚无？是的。我除了信仰虚无，还能信仰什么？我写“空空如也”。空空，如也。“空空”和“也”之间，有一个“如”字。如，总是点破某种关系。如来。如去。大觉寺的匾额赫然写着：无去来处。虚无就是诗性吧，它通向禅心。我乐意把诗归于虚无，因为诗见证了生命虚无，它揭发了实有。
    诗心总在萌动想象！但想象本身可以没有缘由。想象就是想象。想象就像一个小孩子，她想想象就想象了。她想象妈妈怎么不在身边，嘴上已经喊了一声“妈”。我观察过小孩子。他们就是这样活在想象中，想象给他们营养，吃的喝的梦的，然后他们就长大了。
    诗一经写下，即是表达。表达总是隐含着某种关系。表达不只是发泄，它总是指向什么。这就是表达的对象感，它决定了凡表达总是有潜在的读者。不存在只为自己的表达，因为表达甚至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者。诗，就是我们对表达方式的自觉。另外，表达总是欲望的结果。我们表达的总是我们的欲望，显在的或隐含的。
    诗源自至深的欲望（潜意识），它感知到心灵最深处的颤动或不安，却只能抓住突然飘来的几个词语碎片。写诗常令人有失重之感，仿佛飞了，四周是空的，直到抓住了一些词语，捏成了一些句子，才重新获得平衡。写诗要随性，自发，仿佛一刹那的失重，然后又平衡了，又生活了。写诗时，人们不生活。不，人们只是写，诗心融入语言。人们渴望通过写，改造一点点生活。对，诗反对生活！
    与其说我热爱诗，不如说诗激发我去热爱。什么都可能落空，但诗不会，因为诗心从未被写出，写出的只是诗句。
    诗即禅，也就是说，诗心禅心都是自由心。禅乃绝对自由，诗因有人在，只好相对些。当然，禅本身无绝对相对之分，也无本身不本身之别。汉语现代诗，缺啥？我以为，缺一股灵气。这股灵气，也许只能自禅心生起。但当代诗人，大多太实心，虚心不够，空灵也就不足。技术被过分看重，以为才华就是一切，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太自我，惟我！
    诗心有一个空的结构！时光填不满它，幸福灌不醉它，惟有个体生命的死亡，给它一击，令它颤栗。但很快，空又回到了空。诗心与语言相遇时的擦痕留了下来：刹那的感觉，被随手写下……
    对禅境，我们不去猜度，好吗？那也许正是“无我”之境（假道“我”来抵达）。我们去契合那一份神秘，就很好了。
    自古以来，人间所缺，无非光。光所到之处，肉身，甚至灵魂（如果只把它视作肉身的对立物的话），都暴露出可怜的边界！而光，总是渴望越过边界，无论思想之光，还是灵觉之光。如果不是怀着光的穿透力，一个诗人如何敢把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到如此极致？诗人的幸与不幸，也许都因了这光吧。
    这诗性之光，一旦照临，并被诗人全力护持住，那么命运就开始带着诗人走了。每一个诗人身上都有一个渐渐增大并呈加速之势的命运之轮。
    我相信诗中含有人生所需的一切智慧：令生命赴死，也令生命向生。诗，帮助诗人找到面对生死的角度和态度。
    真正的诗总是痛楚和心血换来（甚至也不一定换得来），因为还有语言，语言这个无常，总是暗含着一个诗人的命运。
    一切美，心念，都与刹那有关。诗歌是绕道语言的隐喻，触及真。
    人生就是如此，才华是途经，能力是途经，钱或权也无非途经，要抵达的是同一个觉悟之境。对个体生存了悟了，从此便得自由，不惧生死。巴尔特称之为“本体”。西方哲学始终围绕本体展开。而东方则更灵活，讲求圆融变通，我称之为相反相成的“双重性”。
    “诗心”与“禅境”，既是可分之二，亦是可合之一。诗从心生，禅也不能囿于“禅”这个字。诗—禅，同时又是同一之体，无体之体，因为只可悟得，不能实际地指认“这是诗”、“那是禅”。
    现代诗的活力，部分地来自每一位诗人求新求变的冲动。但在诗歌中，所谓“创新的冲动”的底部，即它所获得的支撑，仍是为人的朴素。这种东西是骨子里的。
    抛开种种诗学价值上的染色剂，我本能地认同各种形式的朴素。朴素是内质，不可见，但可以由心感知；新奇指外形，通过比较，可以识别。
    诗无限，谁能写到完美？完美之诗，就像刀锋，可感而不可见。
    “写得更简单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心愿。要做得这一点，必须活得更简单些。简单得忘了“得失”，忘了“简单”，那样句子才会自然萌发于心，携带着意象，化身为歌声……一首诗首先是唱给自己内心听的一首无声的歌吧。“简单”的诗学，要求诗心的诚实。
    “溢出它自身”。我想说，一首好诗总是对语言符号的物质性的超越，所以它既是它自身，又比“它自身”更大，因为诗中有一个由象征和喻义拓宽了的精神空间。
    我重视一首诗的“词语生成”和“向着精神”，也就是说，一首诗既是词语的，又是精神的。词语已经做成，是一种完成。精神是不可见的，但可以领会，所以是“向着”，是一种未完成。这有点矛盾，但我的思维就是这样：悖论式的。我做区分，是没办法。实际上我做区分，只是为了区分之后再回到整体，回到一，回到一首诗的神秘生成之上。
    记得几年前，在成都龙泉驿赏桃花时，我曾写下诗句：桃花本无意，看客自有心。这人间之事，无非也是“无意”，加上“有心”，总共四字。比如，成为一个诗人，必须有心，又须无意。
    兄（指沈奇）写：树为呼吸而绿/花为自在而开。我应对一下的话，则是：树不为什么而绿/花不为谁而开。为何？我的体悟，禅乃否定性智慧，用汉字表达，即无，即不，佛言即“空性”。它唯心得如此彻底，以致回过头来，连“心”都不可觅了！所以，写不写诗，于禅心无碍。禅智慧不要求，不要求任何人，不要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寂灭之道，可通涅槃；所谓修禅，即是安静。一切都必须看空，因为即便不看，一切仍是空的，连空字本身也是空的，空得找不见自体。佛陀为了解脱，悟得自体亦非自体，所以，这是一个人的灵思与宇宙空间接通时才会闪烁出来的“神启”……一切修行努力，大约都是为了让神启继续在。但人在地球上，为生死奔波，仿佛天经地义：有一双眼，忙于看，有一双手，忙了做，有一颗心，忙于爱……动力源不是别的，乃是占有欲。生死既然分分秒秒相接相续，其实又有何异？分别心，让人对生欣喜，对死悲恐。去了分别心，生死就同体合一了。世间哲学，妙在分别。出世之法，分而不分。分，是为了不分。这就是否定性智慧。当今中国人的诗心，沾染尘俗气太重，主要原因就是减弱了对古老（前生）和未来（来世）的想象力，只看眼前（若真是当下那就好了），只图现世（为肉身为迷）……那么，那些以语言为肉身相的一首首诗还会灵气贯通吗？不会了。
    诗甚至可以比诗人所写的表达得更多，暗示得更多。暗示什么呢？暗示敞向心。
    与文字相处，就可以识别自己。在写上，我从未相信天才。在灵性上，在空性上，我一开始就相信天才。天才是修炼而成的。不修而成，痴人说梦！天，才能赋予一个肉身在某些时辰的“觉醒”之才。觉醒，我把它理解为诗与诗人的关系。顿悟之刹那，有人觉醒；渐修之途中，也有人觉醒。觉醒之后，还会迷糊。依我看，无明是永在的，修炼就是击退无明吧。光在，黑暗就退去。但包围光的，仍是黑暗。
    神秀与慧能之分，乃渐修与顿悟之别。佛陀空性圆融之境，于是在汉地传承中起了分别，久而久之，佛法能不式微？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神秀与慧能那两首禅诗。不立文字？应该是指法无定法。如果不是形诸文字，神秀之误入“有”，慧能之悟出“空”，境界之高低，如何为五祖所察？所以，文字乃根本。玄虚之事，文字一照，显其原形。诗人身上有一种可爱的勇敢，就是敢于把自己的本来面目在文字这面照妖镜上照一照，偶尔还真能照见“本来无一物”啊。
    我至今坚持：诗是写出来的，万千写法都必须以写出好诗为指归。好诗本身，比任何写法更神秘，毕竟。
    当代中国，尘俗之气弥漫，而一个诗人，惟有脱了俗气，才能抛开功利心，从而听从质朴心。依我看，禅与诗，前者乃绝对自由，后者为相对自由。绝对与相对相遇，自由便成了自在。自由自在，方可为诗人，方可成禅者。
    闺女这一来一去，逼着我去体悟生命个体必将遭遇的那一生一死……整整两年，言语句子太轻，而哀痛内心又太沉……我只好守着无言之言，任凭内心日夜汹涌……去年年初，我终于可以写些句子了。
    随手写去，这既是基于我的“质朴”诗观，也是不想惊动似乎“平复了”的内心。随手，其实也是随心。好的诗句不是刻意可成，而是早已隐伏心田，只需放松，只需刹那，便可自己显形，自己生成。古代诗人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如此。
    如果不是我心早已向禅，恐怕我真过不了这人生大坎！血肉有情，这是诗的土壤，可见诗总是接着地气，但幸亏还有空性，那是禅的不在之在（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它使超越成为可能，也使有心人在生存绝望之时，反而有可能突然抬起头来，瞥见天穹的浑圆自在，生出无我的悲悯之心。
    无我？是的。此时此刻正给你写信的我，正是无我之我，也必须是无我之我。这无我，因“我”而得名，而有相，又因“诗”而舍名，而无限。余生，就允诺给诗吧。诗需要探索，比如语言需要妙用。汉字，谁都在用，难在妙用。心，谁都有，难在觉悟。极端地说，诗即禅，即万有之空。我皈依时曾发愿，好好参究禅诗。此事尚未做，我心已往矣。
    字是符号，也是心跳……
    观看，对我是多大的乐处啊！怪不得人们常问：你看出什么道道了吗？道道。对，道道就在眼前，就在眼前的诸般发生之中，所以必须观看，久久地，忘我地，一心，一意，凝视所看之人或物……看久了，我有时就自动滑入了冥想……呵呵这叫看呆了！
    写诗的人，确实得有一种心志，然后能得一股心气。心气，那劲儿最大了，能化解纷杂心绪，又能聚合语言妙句……
    沐儿，又一年了！孩子是23日出生的。我这么说，因为心还在痛，但这痛也有点寂然了。寂然好。寂然，好。寂然处，有安静。安静处，有清心。清心处，生音乐。音乐有出离尘俗之境，可以凭空而起，凭空而散。生命是凭空的。历史绑架了它，使之沧桑。爱情又把“理由”强加给它。生命，确实是凭空的。地球在飞，宇宙在飞，不是吗！
    昨天决定，写一篇文字，名《空字之碑》或《无字之碑》。空字是有字的，有个空字。无字当然是无字的，但较真一下，仍有无字。是隐在。我就是想写一下隐在。像空纸条。你不发，它就是空纸条。你发了，就不是空纸条了。空纸条上能读出多少字啊！这要看读者的眼力。一切皆隐，隐而不发。比如无字之书。
    我的体会是，语言是反抗我们的力量，一个个汉字从来不会轻易就听命于诗人的调遣！不，诗人根本无力“驾驭”语言，所以诗人只能把自己的表达渴望敞开给语言，敞开给每一个似乎随风而来其实因心而生的莫名其妙的句子。人们对语言莫名其妙，于是有写诗的冲动，于是去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动用，偶尔，妙用了，也就体会到那妙不可言之快乐了。说穿了，诗就是语言与个体生命的无限多变关系，是可能性本身。
    我更加相信，大地上的万事万物，人生中的悲喜交加，无一不是诗的质料！妙用全在一心，一意！这些诗，乍看上去，真的谈不上任何技术含量，但确实有一颗心在热烈跳动，所以它们才穿透了百年岁月，一直流传下来，而当时搞“声音诗”等等新技术玩艺儿的那些先锋诗人，反而再也无人提起。
    我以为，写自由体诗，文辞不必太讲究，做到简洁即可；辞藻固然含着美感，总不如心灵直接诉说更真。诉说，就得有口语的朴素，就带出说话的口吻。真，其实比美更美。它大于美，或者说它包含美。朴素里，更具现实感，因为过滤了浪漫。
    总之，得有一颗心。没心没肺，可不行。
    好的艺术，一定洋溢着艺术家的气息：精、气、神。一首诗也好，一幅画也好，一声钟响也好……自在，而自足。它们是好的，所以它们自足。它们如果不好，就不会入我们心，我们的身体在场又有什么用呢？关键还是要好。好即自在。没有人来看，没有人评说，这都无损于那根本的好。钟声响，不为谁。
    诗人心中有宗教感情，几乎是天然的。诗心也是纯洁之心，优美之心，赤子之心。
    我嘛，还好。有些坎坷。也熬过来了。写诗，译诗，发呆，游走，是我的主要活动。一直体弱，如今更甚。虚无看世，真心待人，欢喜度日。我的心是偏向佛禅的呵呵。但一切宗教，均是向善，向着和解。
    用诗来表达心声。这是诗人共同的心愿。心愿通向心声：有一条语言之路必须经过。表达？也许更是发出。心和语言必须一起努力，才能发出。怎么努力？让心和语言相遇。相遇时，某种关系就产生了。诗就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关系，或语言表达式。以诗为师吧
    佛禅教我们，体会诗道，切入诗理啊！因为懂了诗也就懂了生活（另一种）。我喜禅宗，起因就是诗，后来又被诗领着，慢慢体会到禅智慧的“绝对自由”（当然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社会界是这样）。我感觉，自由即灵性自在，灵性自现时，一切朴素，本来，浑然，全身心得忘了全身心，既无所谓自由也无所谓不自由，因为哪儿都有自由也都有不自由。现在呢，诗即禅，依我看。禅不可说，但得有人修，诗也不可写，但也得有人探索（尝试）。
    语言就是法门。有成就的诗人都是从这个法门悟入诗道的。写时是诗人，不写时也是诗人，因为写与不写的区别，都在每一天的生活方式里了，在诗人身上合一了。光靠写的愿望，自然是哪儿都去不了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才说，词语是行动。诗人动用词语，因此是件大事，岂能仅仅视为“遣词造句”？“词”是人差遣得动的吗？“句”是人能造得出来的吗？呵呵一草一木，天地有心，我们只需悉心视之、听之、冥想之，就是了。话说回来，诗句当然是能“泄露”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但那“内心”是全人类的，非是单单属于你一人，所以不必视之为个体生活的私秘。
    阅读一位大诗人，就是向他（她）讨教。翻译就更是了。写与译，同质，一回事。译，乃再写已写之诗；写，即初写未写之心。诗与心，一回事，只隔语言这堵漏风的篱笆墙。篱笆墙的美，就在于漏风，更漏好风景。
    自始至终，一个诗人都得从自己的发音部位……试着发音，否则便发不出音。至于发音方法，尽可以千变万化，像你呼唤的“词，词，词……”，诗人如能敞开给词，词之语流便汩汩经过，心裹着词，便遗下生命喘息痕迹。
    词语解放诗人。
    诗人写诗，无非盼着词语的魔力来解放：解放身，解放心，解放节奏，解放那不自由中的偶然自由。